从今天的观点看，孔子也许从来都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实践家，他只不过是一个为春秋乱世苦苦追寻解决方案的孤独的思想者，他所秉持的“克己复礼”的美好理想，在那样一个乱世当中也仅仅意味着一个脱离实际的政治“乌托邦”而已。孔子所以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相对于理想主义，现实政治往往会倾向于选择一种能平衡、化解各种政治利益纠纷的功利主义策略，而不是像剧情中孔子强行推进“堕三都”那样一种单兵突进式的理想化的冒险主义的平权政治。如果把“堕三都”看成是今天的“强制拆迁”，那么，拿它来对付草民百姓也许还不无用处，但拿它来对付那些拥兵自重的王侯将相，恐怕很难说是一个老于世故的政客所愿意尝试吧？
这里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如何看待孔子的政治失意问题上，影片选择了一种单向度的归因法，仅仅强调了当权者的自私昏聩、失察和短视，而放弃了对孔子政治思想局限性的反向审视，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将孔子从他所在的时代中孤立出来，而为所谓“万世一师”的膜拜和仰视留出了余地；其二，影片试图从政治实践层面突显孔子“仁政”的历史合法性，实际上却混淆了他作为一位成功的理想主义思想家与作为一位失败的现实政治实践者的主次身份。
因此，影片难免给人这样一种错觉，银幕上现身的不再是孔子，而成了孔明。孔明三分天下的政治理想虽不及孔子的“礼治”和“仁政”那样烛照千秋，但在现实政治实践层面，他确比孔子要技高一筹。别的不论，他至少能把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打理得井井有条，而孔子却只能在方寸案牍之间修史治策以至终老。
如果说前半段的孔子像孔明，那后半段又忽然变成耶稣。不但蓬头垢面的身体造型像，就连那种载饥载渴、九死不悔的精神头也像。这还是一种神话化的叙事策略，意图仍在于把孔子从凡夫俗子中抽离出来，尊请到至圣先师的莲花宝座之上。那一段孔子与老子巅峰对话的场面，还真就让人感觉飘飘欲仙了，这一化境与其说是来自孔子的自我想象，不如说是来自编导潜意识中某种造神冲动更为合适。
以对人类文化思想的影响而言，说孔子堪比耶稣也不为过。但就其思想的境界而言，孔子就比耶稣世俗多了。都说孔子秉持入世思想，实际上所谓入世也不是铁板一块。孔子也有放纵天地之间追求自由畅达的浪漫主义生命态度。有一次孔子与弟子坐而论道，他对子路、冉有拜官求相的政治抱负显得不屑一顾，反倒对曾点的“出世”和“无为”论调大加赞赏。
当被老师点名要他讲讲自己的生活理想时，曾点言道：“暮春者，春服既成，携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对此孔子的点评是“吾与点也”。什么意思？曾点是说：“晚春时节，人们已经脱去冬装换上春衣。在这个季节里，与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未成年的孩子，一起到一条名叫沂水的河里去戏水洗澡。洗完后，坐在岸边的石头上吹吹小风，再在春风沉醉的傍晚，与众人一起唱着歌回家睡觉。”
孔子对此大加赞赏，说：“我太同意曾点的说法了！”。他这样一个主张积极入世的鸿文大儒，何以会对这种玩物丧失说法赞不绝口呢？这就与孔子一生的人生挫折和政治失意有关了。这个时候，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出世思想就从孔子的言说中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来。也许孔子是个述而不作的夫子，所以这类违反常规的话在他的传世宝典中并不多见。但却让看到了孔子也有非常人性化的一面。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子和老子的对话，是不是会比那种巅峰论道、飘飘欲仙的感觉更朴实一点呢？不过也许这就不符合尊孔者的意志了，既然尊孔，哪能把孔子写成如你我一样的凡夫俗子呢？
最后一点，大概编导忽视了孔子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被不断改写和重塑的事实。朱熹曾经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难道我们能拿这句话去比照孔子的肉身本尊吗？如果这样，让他的学生如何与老师相处？假如你是一个学生，假如你面前站着的不是一个朴实无华、和蔼可亲的师尊，而是一个万古不灭的活神仙，你会如何与他相处？
所以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是由漫长的历史和不断蜕变演进的文化造就的，如果忽视这个过程，以为单凭孔子的生平事迹就足以来阐释孔子自身，是不是有点太过于一厢情愿了？
总的看来，《孔子》这部电影还算是一部很用心的作品，在表演、摄影、美工、道具、服装、音乐等等创作环节也确见创作者的认真和功力。并且我也不怀疑它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销售成绩。即使市场反应不如预期的热烈也无妨，加上团体购票、政府埋单，也足以让投资者获得丰厚的经济汇报。再不济，还可把它当作影视版的《孔子概论》，投放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里去给学生当教材，这对于汉文化的普及和推广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直接的推动。
既然好处这么多，也就不必对它过于苛求。但是有一点还是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在当下尊孔运动成为一时之趋的背景下，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地用一种平实、理性、历史和辩证的眼光来审视孔子，一味仰视和膜拜是无法让人们认识孔子学说的真正本质的；其次，将孔子视作当代文化发展的建设性因素固然重要，但他毕竟是上古先贤，他的思想不可能百分之百适用于当下波谲云诡的文化现实，为此万不可对孔子遗产有过度倚重的心理，还是应立足当代，促进我们自身文化与思想的再生产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文/前海一支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