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湖南的小乡村走出来，走到北京，走到纽约，最后又折返回湖南，来来回回地游走。“ 我的音乐一直都跨越了现代与古典。我更多的是探求一种不为人所熟悉的角度去挖掘最熟悉的题材。让人们在我的音乐中感受到新的音乐形式，而这种新的形式可能和古典与现代音乐都有关系。”
谭盾曾创作了一部名叫《马可·波罗》的歌剧，该剧为他赢得世界音乐界最高荣誉——格威文美尔奖，他在里面试图用“马可·波罗的四条神秘之路”来讲叙他自己的故事。他把自己比作中国版的马可·波罗，“我当年从北京到纽约的那种感觉，就跟几百年前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到中国感觉一样。”
西方音乐中浓重的中国元素，是谭盾最初引起西方震惊的特点，也是他之后作品中挥之不去的灵感。谭盾的英语已经很流利，但他的普通话偶尔还带着点长沙腔，每次说错音的时候，他会停下来，自我纠正一遍，然后接着往下说。他试图改变乡音，但他的音乐中，家乡的痕迹无处不在。
对于谭盾来说，他的故事或许用高尔基著名的三部曲来划分更为清晰：《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
“童年”
美国是谭盾的福地，他的实验室就设在纽约，他的创作全在那里完成。这次《纸乐》演出中出现各种关于纸张的声音：吹纸声、撕纸声、抖纸声、拍纸袋的破碎声，甚至还用到纸伞、纸扇等各种纸制品，这些构成了《纸乐》的音乐符号。“我的实验室很妙。”这句话听起来更像一个化学家的口吻。虽如此，谭盾更喜欢在纽约、上海、湘西三地之间辗转居住。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部歌剧的三幕，彼此有关联，体现在他的音乐上。在北京完成了专业学习，在美国接受西方音乐的洗礼，但他最怀念的是童年，那是对他音乐创作影响最深的阶段。《纸乐》的灵感就来自他的家乡湖南。
每当感觉创作无聊的时候，谭盾就会买一张飞机票回湖南。他住在一个离湘西凤凰20 里地远的地方，“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完全的原生态。我喜欢住在苗家三姐妹客栈。大姐姐给我做饭，二姐姐专门为我唱歌，而三姐姐为我去村里收集艺术。每去一次，整个人都像被充满电，再回到纽约或上海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念念不忘的日子是16 岁在湖南农村插队时的经历。“那时的我很年轻，被分配去种西瓜，但是第一天就被生产队长训斥。因为我看到一片西瓜地遍地都是西瓜，忍不住一口气吃了六个。”这六个西瓜，谭盾用了两年的劳动收入都没有还清，到结束他的农村生活时，那个队长告诉他，他还欠着两个西瓜。
他努着嘴巴大笑起来，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光，“我觉得那时的自己无忧无虑，充满了童真和浪漫。那时的生活成为了我创作音乐的底气。除了每天种西瓜偷西瓜吃，空闲时经常听当地农民唱一些古怪的调子，然后把它们记下来。晚上点着火把跟农民学当地的鬼戏。那时我就很喜欢戏剧，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作品一直和戏剧有关的原因。与其说我当了两年农民，不如说我那两年在一个无忧无虑原生态的集中营中被迫与土地对话、每天数着头顶飘过的云彩、点着火把和农民学鬼戏。”
“我的大学”
1978 年，谭盾以“农民音乐家”的身份带着一把只有三根弦的小提琴，凭着一股执着的韧劲打动了招考的老师，奇迹般地考入了中国音乐教育的最高殿堂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赵行道、黎音海直至获得作曲硕士学位。
当时的谭盾已经因为创作过《离骚》等前卫的实验性音乐作品，而在中央音乐学院小有名气，并被评为“四大才子”，但他不满足，他的想象力让他希望走得更远。
“当时出国完全就是留学。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鱼，别人把我扔进了湖南这片水里，游过一阵以后我自己就感觉到这里成了一个池塘。后来到了北京觉得北京很大，在北京生活八年以后有了同样的束缚感，之后就去了纽约，觉得那里才是大海。”
和胡雪桦、陈凯歌等人深厚的友情就在纽约时结下的，谭盾依然记得20多年前在美国度过的第一个中秋夜的情景：“当时我在街头拉小提琴，艾未未在街上画画，陈凯歌、顾长卫都在勤工俭学，经济上都不富裕，那个中秋夜，我们这群潦倒的艺术家爬上了中国城里一个破旧的工厂废墟屋顶，因为负责带月饼的人迟到了，我们只能望着天空，想象自己每人咬一块月亮。”
谭盾在西方的大海里完成了大胆的尝试。1990 年开始，谭盾在国外进行了一系列试图把剧场表演和乐队结合起来的乐队剧场的创作，东方的文化痕迹无处不在。东方加西方的融合帮他扬名，这个看似讨巧的方式也让他深受指责。指挥家卞祖善的强烈批评就曾导致一场持续数年的“谭卞之争”。
谭盾把自己的风格定义为“谭盾式风格”，“我从未刻意打造东方的风格，或者东西方融合的风格，其实音乐对我来说并不存在东西方的区别。只是别人认为我的元素出自东方，而载体用了西方的乐队。其实这和东西方没有关系，真要说有什么关系的话就是我一直所说的：1+1=1。”他解释道，“‘加’是一个谁都会的简单行为，而这个等于的过程包含了很多的技巧，包括了个人风格的设计。”
“在人间”
“谁能想到用纸、用水来做音乐？我是在创作音乐。”天马行空的创意，让科班出身的谭盾在某些时候已经偏离了传统古典音乐的范畴。
“‘纸乐’其实很像中国一种古老的戏剧形式—罗戏，表演很像一个仪式，又很像舞蹈。届时的演出会有三个巨大的纸装置，三个女孩子演奏时也要用到形体来表现，让这个演出不仅仅是听觉，更多的还是视觉演出。”
谭盾的人间正是跨越，正如他从湖南的小乡村走出来，走到北京，走到纽约，最后又折返回湖南，来来回回地游走。“我的音乐一直都跨越了现代与古典。我更多的是探求一种不为人所熟悉的角度去挖掘最熟悉的题材。让人们在我的音乐中感受到新的音乐形式，而这种新的形式可能和古典与现代音乐都有关系。”
他对人间的判断依然停留在17岁的时候，做音乐是他17 岁时的想象力，看世界也是17 岁时的目光，“我读中学时很喜欢女孩子，看到和我同辈的女孩我就觉得那是我的同学。而看到20 多岁的女孩，就觉得她们很老。如今我看人的心态还是停滞于当时的观念。现在看到一个大学毕业或者读研的女孩我就会觉得她老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如果要从好的方面来说，它能够让我对音乐至今充满孩童般的好奇心和真挚，没有任何杂念。”
因为对年轻岁月无比的热爱，让他一直热爱年轻人，“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实现理想之路上，一直走得很正。因为我很执著，很自信。我还希望等我到八九十岁步入老年时，喜欢我音乐的观众却依然是年轻人为主。
我给了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使我的观众永远是年轻人。因为我认为只有年轻才是真正的未来，我也曾经年轻过，现在我也依然有着年轻人的心态。” 外滩画报 文/宛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