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蘅哲的《鸣鹤园》和唐克杨的《从废园到燕园》
最近，读到两本关于“燕园”的书，舒蘅哲的《鸣鹤园》和唐克杨的《从废园到燕园》。让我对曾经熟悉的燕园有了全新的认识。有着400来年历史的这个园林，有过美丽的过去，也曾被深深地灼伤，变为废墟，然后等待着复原的可能。历史的碎片构成一部让人感伤的园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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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北大校园，游人如织，北大西门，旅游者排成长队等待进校，几年时间，北大赫然成为各大旅行社的热门景点之一，让曾经不那么喧嚣的北大西门，显得太过拥挤。
往前推10多年，北四环还没路过北大时，热闹的小南门外，还有烤白薯的叫喊声，穿过一条叫“军机处”的小胡同，能到海淀图书城逛一整天。小东门外也是热闹一片，卖旧书的、卖碟的，混迹在胡同里，映衬着日常的热闹生活，还有一条叫“成府路”的小胡同，有万圣书园、雕刻时光和蓝羊书坊。那时候的北大西门，略显孤单。
往前推90年，北大还在沙滩红楼，现在北大这片土地，还是一片废墟，一个叫司徒雷登的美国人，正骑着一辆脚踏车，在西郊一带，沿着沟沟坎坎，像刺探情报一样，凝望着这片土地。终于，他买下这片土地，准备盖燕京大学新校园。
往前推200多年，乾隆主政时，海淀已名声在外，圆明园已建成，厌烦了城内酷暑的清代皇帝爷们，常年在此办公，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乾隆朝的权臣和珅，在圆明园南独享着一大片园林，名为淑春园，也就是现在北大的这片区域。乾隆去世后，嘉庆帝继位，逮捕和珅，没收其财产，淑春园被嘉庆分赐给自己的子女。1860年，英国军队在火烧圆明园时，顺带把这片园林也焚毁殆尽。
往前推近400年，万历主政时，明代才子米万钟修建了勺园，海淀，从此与园林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片土地，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了园林的传统，虽然几经波折，终于，留给我们这样一座“燕园”。
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业对他的学生侯仁之说，要认真研究脚下这片土地。
北大历史地理学教授侯仁之也告诫他的弟子们，要正确认识脚下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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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没几个北大学生会注意到校园西北角的鸣鹤园，我也是看了舒蘅哲的《鸣鹤园》才知道的。在北大的众多园林中，鸣鹤园的确太默默无闻了，比不了燕南园、朗润园、蔚秀园、畅春园等名园。长假的一个下午，我带着好奇来到久违的燕园，去寻找这个曾被我忽略的燕园之园。
进西门后，左手边是外文楼，外文楼东北是民主楼，从民主楼后往西北方向走，你会看到一处院落，名为“亚瑟·M·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对，就是这里，在馆前的一块石头上，刻有“鸣鹤园”字样，大理石基座上简单刻着几句鸣鹤园的历史，启功的书法唤醒了一个失去的园林世界和一段受伤的历史，但是，这块1998年才竖起来的灰色石头，没有篆刻两个最重要的信息：1860年，英国军队在火烧圆明园途中顺带焚毁了鸣鹤园和“文革”期间，这里曾是关押北大教授的“牛棚”。
这块寂寞而冷清的石头，立在日新月异的北大燕园里，显得异常的孤绝。但舒蘅哲却经由这块伤痕累累的土地，贯穿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痛苦与醒悟，展开了有关创伤的记忆。经历过“牛棚”生涯的很多北大人，也在默默地关注北大的古迹、旧称与往事。
不久前去世的季羡林先生和侯仁之教授、朱光潜教授关在一起，他在其名著《牛棚杂忆》中对鸣鹤园有的记述与回忆，其中，他谈到鸣鹤园唯一幸存建筑“翼然亭”（现在叫校景亭）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忍受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后的唯一慰藉，凝望翼然亭，能让人神志清醒，朱光潜等知识分子都克服了自杀的念头。
园林，是一个能让人沉思的地方。经历过“牛棚”岁月的人的回忆加深了鸣鹤园的沉思之感。沉思，突出了鸣鹤园的魅力。鸣鹤园的主人，是清朝第5个皇帝嘉庆的第5个儿子，惠亲王绵愉。1835年，绵愉获赐鸣鹤园，他把淑春园最大的部分并入鸣鹤园，并给园子重新起名，重新设计建造。虽然，自1853年起，惠亲王绵愉接掌兵权保卫北京，并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但到绵愉1865年去世时，还是目睹了圆明园被烧及自己钟爱的鸣鹤园被毁。
1860年以后的海淀，美永远消失了。还好翼然亭幸存了下来，这是鸣鹤园和现代的唯一纽带，蕴涵着“复原的可能”，甚至在“文革”那样的年代，都没能遭到破坏，静立在“牛棚”附近，让受虐待的知识分子感到崇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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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美国人司徒雷登带着充足的资金，为燕京大学寻找新校址，他选择了海淀。在西郊转悠了很久后，终于找到了广达40亩的这片“满洲人的地产”，从此，这片被蔚秀园主人醇亲王奕譞称为“未来千年再也听不到仙鹤的鸣叫”的“废园”有了“复原的可能”。唐克杨在《从废园到燕园》中，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园林的“复原史”。
复原一座园林，谈何容易。园林学家陈从周曾说，复原园林难于修订古诗。复原一个园林，需要在它沉默的土地上耐心地倾听，为它枯萎的枝叶注入新的活力。但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耐性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他明白过去的信息必须转化为现代的语言，这里烧毁、掠夺、埋葬的东西太多太多，因而，历史不可能被复制。
于是，一系列关于园林复原的争论此起彼伏，关于未名湖的争论、关于博雅塔的争论、关于建筑风格南北对称的争论等等。实干派翟伯和设计师墨菲之间有着很多出入，彼此争论、妥协……历史学教授洪业“发现”燕京大学基址上的很多历史，而洪业越是发现更多的东西，墨菲的建筑实践和它的“中国面貌”之间，就有越大的裂痕。墨菲是美国人，他不必承担破坏昔日皇家园林的责任，因而可以随意感受园林的一起，他决定用“新瓶装旧酒”来实行他的建筑实验。
如今的北大校园里，有很多圆明园的遗迹，守卫在未名湖畔的“慈济寺山门”就是典型的“新瓶装旧酒”的代表，此外，北大西门内竖立的两根华表，行政楼入口处的石雕麒麟、赛克勒博物馆前的清朝日晷等等，亨利·墨菲把这里的历史碎片拼接在一起，让园林重现另一种美的图景，用一种“善意”的方式包容着历史。
在圆明园遗址的旅游手册上，可以看到一张这样的照片：秋日柔和的光芒洒在赛克勒博物馆后面那块刀痕累累的石碑上，石碑下一片麦地伸向落日。图片说明为“那是清朝皇帝赏月的地方，因为当中秋节月亮最明亮的时候，这里的景色与李白诗中所描写的非常相似。从前的那个石碑现在就在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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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经过时间的洗涤成为文化记忆的仓库。在这个仓库里，一连串的事件在此被重新排列，一系列关键词被我们反复提及：石头、遗迹、大火、沉思、牛棚、记忆、创伤……
好在有燕京大学洪业这样的教授，有北京大学侯仁之这样的教授，他们用自己的研究，自己的全身心，去直面北京西郊所面临的痛苦与毁灭，写了大量关于海淀园林的文章，为后人研究这片土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园林的历史最终战胜了强制“遗忘”的政策，使这座新园林在过去友善的影子与现在之间找到了最紧密的联系。
文／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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