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第三交响曲》是二战后上演最多的在世音乐家作品。
它出自波兰作曲家亨里克·格莱茨基之手。
1992 年，街头巷尾弥漫着一种独特的声音，开始侵蚀不同音乐类型之间的界限。这声音是一个哀恸地唱着斯拉夫语的女声，它引起了两种兴趣——西方初次对后苏联东欧的醒悟，以及生活在后意识形态世界中对精神性隐约有感的年轻一代的好奇。
这首《第三交响曲》由在国外并不算知名的波兰作曲家亨里克·格莱茨基（Henryk Mikolaj Gorecki）所作，唱片一时狂销百万张，成为二战后上演最多的在世作曲家作品。它打破了当代音乐的两大核心法则——交响乐已死、旋律应该被禁，而证明了旧形式也有生命，新的严肃音乐也可以吸引到现代听众。格莱茨基的唱片在高峰期曾攀上过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第六的位置，仅次于保罗·麦卡特尼。
但辉煌到此为止。之后的15 年，格莱茨基完全沉寂了。他是个顽强的人，在战时的医院治疗中跛了一条腿，从此只能盘坐在卡托维兹的家中和塔特拉山中的度假小屋里。音乐世界对他来说一笔勾销，好像昙花一现后又恢复糟糕原状。格莱茨基是多么90 年代啊！
终于在2007 年，他有一部新作问世。这是一首弦乐四重奏，阴郁且时而焦躁，与《第三交响曲》有诸多相同的特点，除了那卓尔不群的声乐尾声。这首四重奏的标题，叫《歌声响起》（Songs areSung），其推动力无疑是抒情的。你可以用口哨吹出乐谱上的每一行，主题通过虔诚的热情而得以强调。它可能不会像《“悲歌”交响曲》那样大获成功，但绝对足以占领电台广播，令人极难躲闪。
格莱茨基在1994 年11月-1995 年1月间写下了这首四重奏，之后便将之藏了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手稿上写道——这就是我们能够得知的一切。他绝不接受采访，我曾在他的巅峰期有幸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布鲁塞尔的圆桌会议，他表示了难以理解的友好，还有一次是在伦敦的酒店套房，我想说服他面对BBC 的摄影机。对我的问题，“Quatsch”是他最爱的回答，德语的意思是“胡说”。我非常非常喜欢他。
于是我给他在卡托维兹的家里打电话，听得出来他兴致很高。“这首四重奏你想怎么评价都可以，”他大喊着向我问候，“我一直对人们怎么评价我的作品很感兴趣。我在纸上写音符，你们写字。我对音乐的思考，我的哲学不会离开我的工作室。但我还是很好奇别人怎么看。”
格莱茨基的一大特点是极为健谈，一开口就停不下来——除非你问到他的某一作品，这时他才闭嘴。我问他身体怎样，他哈哈大笑，在被误诊了一辈子之后，他在古稀之年感觉倒挺好。他同青梅竹马的钢琴家雅德维加（Jadwiga）结婚半个世纪，有一子一女和4 个孙儿，第5 个即将出生，他再也不想离家远行。“我没时间旅行，”他嘟囔着，“时钟跑得太快。我在家里和舒伯特、肖邦、巴赫、莫扎特待在一起。”
我说，这真是来自天国的四重奏。“你说我的四重奏？”他惊呼着，拼命想听到对新作的赞美。我说，真的像来自天国，特别是那特别缓慢的尾声，那音响几乎不是来自这个世界。“只是音符罢了。”格莱茨基不屑一顾。这里面有宗教的或精神的冲动吗？“那肯定留在我的工作室里了。”他重申道。那么《 第三交响曲》里有这种信息吗？“听着，”作曲家说， “我音乐内在的东西留在我的房间里。剩下的，世界爱怎么听都可以。”
您还在继续作曲吗？我问道。“当然啦，不然我还能干什么？”他每天早上去工作室，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出来。那么您用钢琴吗？“有时候用，有时候不用，像斯特拉文斯基一样。”
他的新四重奏的标题取自俄罗斯人韦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Khlebnikov，1885-1922）的诗作，“人们死时，歌声响起。”然而作品本身却并非悼唁之辞，是对生命、喜悦和运动、年轻和爱的热烈颂扬。我问他为何等了如此之久才发表。“我真的不知道，”他叹了口气，“我喜欢酒。有些你会存两年，有些会存5年。这一首就得待得更久些。”
尾声有些许细微处似乎在暗示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譬如长时间持续的呼吸，以及情绪指示词“柔软”。但高潮处没有拖延太久，作品以F 大调结束，令人宽慰。派头十足的克洛诺斯四重奏（Kronos Quartet）在波兰首演了该作，之后在纽约上演时得到了热烈好评。我问格莱茨基对该结果是否满意，“我写了一首作品，”他安详地说，“它流传世界。”
最后，他透露了工作的秘密——他的作曲三法则：必须和作品保持距离；不要深究音乐；必须对世界保持乐观态度。“这就是全部，音乐能够做到的一切。”当下诞生的新作中，还没有能比格莱茨基做得更好的。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BBC 广播三台主持人
文/盛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