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年来只拍了3 部电影的叶大鹰，在讲完《天安门》的故事之后，将开拍一部关于自己的爷爷，叶挺的影片。
《天安门》是叶大鹰“红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复旦大学视觉学院的放映中，场内笑声、掌声不断。放映结束后的讲座上，热情的学生中有不少人站起来对叶大鹰提问：“我被这样的红色影片感动。但是为什么不能用更好的包装方式，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好电影？”
作为今年国庆前后最重要的两部主旋律影片，《天安门》在《建国大业》前一周公映。这两部风格迥异的主旋律影片，票房收成却相去甚远：后者已经过4 亿票房大关，而前者业内口碑颇好，却以不足千万收场。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叶大鹰更愿意和记者讨论创作问题，面对市场，他更多的是无可奈何。
B=《外滩画报》
Y= 叶大鹰
大片有很多潜规则
B：很多人看完《天安门》，认为应该改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或者《红灯笼》？
Y：我不会因为现在影片发行不好，就找片名的问题，还是《天安门》最合适。《建国大业》卖得好，就是因为这四个字特别有意义吗？不是。这不在于它的名字，而在营销方面。我们完全无法进入市场，而韩三平有自己的资源、能力去推动自己的片子。
倒是很有意思，这两部电影在国庆前公映，但票房好并不代表就是好电影。我一直走到哪里都说：有本事，我们在同一个电影院里面，请同样的一批观众来看这两部电影，然后看完打分，这就是公平的。大片有很多潜规则。
B：为了《天安门》，你念叨了10 年，结果票房并不理想，会对你有打击吗？
Y：我不会为这个事情扫兴。碰到这样一个投资人，他自己给你投资了，然后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发行自己的电影上，我认命就完了。我认为，不能把票房当做主要的目的，我没有这么心机复杂。当然如果片子发行好，我会更高兴。韩三平弄这么个电影也不是坏事情，他也有这个权利。错就错在，他搅局了——以后中国电影谁来拍呢？以后都是你一个人来拍得了。伤害了别的导演这个先不说，他打乱了一种规矩，你是一个国企的领导，你用你的资源、权力去推进一个电影，这是很不公道的，还有别的电影呢？别的人会很苦恼。不是说他没推我的《天安门》，我就不高兴了，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何况，他动用的是国家的资源，何止演员不敢得罪……如果是别的导演来拍，你在幕后来推动，为了集团利益，无可厚非。但是现在，这里面有很多个人利益在里面，这显示了我们的电影管理是多么混乱。
B：《天安门》并不好拍，调子平，缺少戏剧矛盾冲突。你怎么克服这些问题，找到切入口？
Y：这部电影没有矛盾冲突，但是它所有的关系都是“大和小”，大人物和小人物，大历史和小历史，所有的事情都在这其中。我们做了很多尝试。观众因为看惯了好莱坞电影，就习惯了要看矛盾冲突，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困难的局面。但是反过来想，为什么它还会让我们感动，就是因为它可以尝试另外一种新的操作方式。我不光是想讲一个天安门的故事，我是想讲一个天安门上有田光英这样一个人物的故事。那些照片告诉你，还有那么多人的故事还没讲完，引发观众去想自己的故事。这就是这个电影会引发的力量。它会让很多人感动，让人去思考中国过去的60 年历史多么不容易。
B：现在大家看到片中的毛主席，第一反应都是：怎么和我们平常看到的不一样？不适应了。这个反应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Y：因为我们平常看惯了古月、唐国强，特别现在的年轻人，看到的都是他们的脸，而不是毛主席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正到电影院去看毛主席的政治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原了一个开国领袖的风采。我们不去想它背后的政治意义，虽然确确实实，他背后就是具有政治意义。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认为，《天安门》是中国电影再现真实毛主席的第一步，这就是了不起的。
B：这是你的“毛主席情结”吗？
Y：我觉得“毛主席情结”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多数人都有。当初老百姓的状态就是那样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在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曾经的老百姓是这样狂热过。当然整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普通士兵和毛主席之间，很多人看完觉得感动，不是因为毛主席，而是因为这个当兵的人站在毛主席身边，也没有握到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