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鹰口述实录在电影里，我终于和毛主席握了手
所谓献礼片，一般分为两种。一种以献礼的名义，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结果妈妈没有找到，整个焦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了……这就是《建国大业》。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家本来就穷，妈妈过生日了，大家都回到家了，还要在妈妈耳边唠叨说：你大儿子是怎么死的？你二儿子是怎么惨死的……这就是《可爱的中国》。
我的“红色三部曲”终结篇《天安门》是另外一种。
我并不是爱好红色，也不是所谓的“血统论”。其实，大家都是出生在红旗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成了红孩子。我是1958 年出生的，爷爷叶挺将军在1946 年就去世了，我没见过他，也没受过什么高干的待遇。我的父亲叫叶正明，是叶挺的二儿子，他是个普普通通的航天工程师，母亲安琪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知识女性。网上说我的那个国防部高官老爸，其实是我大伯。
我们从爷爷那得到的直接好处是不存在的，但这个“名”是落下了。我生下来，似乎身边所有人都会这么想：你就应该做一个好人。我当时心情很坏，也很叛逆：“我凭什么就不能当一个坏人？你们管得着吗?”当我慢慢长大了，我觉得还是做一个好人比较踏实。
我大概就是对某一类影片很敏感。拍《大喘气》那时候，我想得更多的是个人的情感、愤怒、不平、叛逆，很少会想到社会责任感。从那时候起，我用了叶缨这个名字，算是艺名吧，接下来也就没改，就延续下来了。
直到我拍《红樱桃》的时候，我采访了30多个人，整个人才开始有了变化：我开始反映更多人的情绪，而不是某个人的情感宣泄。更重要的是，我对艺术开始有责任心了，这个很重要。
这部电影当年很成功，有6000 多万的票房，如果按照现在的票价算，也是2 亿的票房。不过当时发行的时候，因为大家没见过这种类型的红色影片，一度都没有公司敢接手。
我的第二部电影是《红色恋人》，是国产红色题材电影里最早使用港台明星来主演的。不过正因为这个缘故，张国荣当年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的提名。这部电影里，我并没有讲是非正义。只要是战争，都是不好的。我侧重的是人的精神信仰和背叛。
在1997 年，找张国荣拍影片时，我还没当他是大明星。明星这种概念都是现在才明确起来的，我当时只是觉得他合适。所谓的明星并不是好的东西，就是他演了一些戏，大家愿意接受他，并没有好、坏之分。搞创作的人千万别迷信明星，他们都是商业的产物，而且说实话，用明星拍戏的确很麻烦。
《天安门》在《建国大业》之前公映，这个题材我想了10 年，直到两年前，觉得一切条件具备了，才开机拍摄。我没想讲一个特别宏大的故事，就是把解放的那一刻，一些小人物的情感状态表现出来。舞美队的队长要在27 天时间里，把荒芜、杂草丛生的天安门布置成新中国宣布成立的舞台，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还没和毛主席握上手—我的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讲述方式，只要观众被打动了，就对了。
毛主席的那几个镜头，我们整整做了一年。起初和朋友一起看样片，我觉得还是不合格，怎么看都拧巴。特技确实存在问题，因为毛主席的影像资料很少，而且能够符合我们电影里面的情景、有彩色画面的，都是上世纪60 年代的影像，我们必须移花接木，还要努力把他做得年轻点。其次，大家怎么看都觉得和唐国强不像。弄了半天，我们做的毛主席，居然不像唐国强……这事怎么想都觉得有些荒诞。
我当时很苦恼，所有的观众都是审判者，对于这个电影来说，成败就是在于此，这是最大的冒险。但是现在的结果，我特别欣喜，其实电影《天安门》已经是中国电影里面科技含量最好的了。
你可能没注意，其实我在这片子里也演了角色，就是第一个和毛主席握手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情结比现在的人重多了。小时候，如果谁能够跟毛主席握过手，这是很神圣的事情，我听过无数这样的故事。现在自己拍戏，有了能和毛主席握手的机会，自然当仁不让了。
我个人很喜欢电影结尾的那些照片。我可能只是讲了一个1949 年天安门前的故事，但是希望观众能够从这里看到，还有很多故事在天安门前发生，以及我们身边很多人，自己的天安门故事。
今年，我和参加国庆阅兵的大学生聊天就说到，有一天，《天安门》这部电影可能会被忘记，叶大鹰会被忘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个走过天安门的人，都会讲给他的朋友或者子女听这段关于天安门的传说。
每个电影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天安门》发行的票房并不好。但电影卖得好不好，并不是评价一部电影好坏的标准，电影市场不是奥运会，不是谁得第一了，谁就是好了。超市里的草纸还卖得多呢，地摊上永远都是黄色小报、八卦杂志卖得好。
影响票房的因素太多了，很多都不真实，市场是被误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