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亚人的成年》书评: 萨摩亚之争与人类学的“成年”

文/书评客

一、米德和她的萨摩亚

 一些读过的书，是会带上个人的感情印迹的。对于我来说，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以下简称《成年》）就是这样一本书。我

 
至今还记得当年读到此书开篇“曙光初照，新的一天开始了”，男女青年在晨霭中的沙滩上和棕榈树下的浪漫场景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那时，我正在考虑要报考的专业。而对于我来说，《成年》完美地体现了文化人类学所许诺的瑰丽和理想：通过展示和理解异文化来审视自我文化。而这位年轻女人类学家的成就则表明，女性的敏感和情感在这个学术领域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后来，我报考了人类学。

 

1925年，24岁的米德从美国本土启程到南太平洋的美属萨摩亚群岛做调查，9个月后回到美国。1928年，以这次田野经历为基础的《成年》出版。在此书中，米德着重描述了作为萨摩亚社会生活特点的散漫和闲适：那里的人们没有很大的生活压力，他们通常是在轻松的气氛下打渔、收获庄稼、编织器皿；由于不存在强烈的感情依附，人们通常都和谐相处，很容易在家庭之外获得诸多亲戚友善的帮助；男女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禁律，少男少女们可以很自由地尝试和享受情爱。与之相应，在萨摩亚社会，青春期也表现出平和、轻松的特点。

 

如其副标题“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所表明的主旨，米德的研究起因在于美国社会自身。当时，美国心理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美国（及其他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现象，并认为这一现象根植于人类的天性。米德的研究路径可以称之为“证伪试验”，也就是说，她在人类社会中找到了一个反例。在那个社会（即萨摩亚），青春期是平和的、轻松的和随意的；由此证明，西方社会中的躁动叛逆的青春期特征并不是所有社会共有的，因此并不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而是西方社会自身的文明规范和教育方式导致了青春期躁动的现象。

 

这本讨论一个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年轻姑娘生活的学术书，一经出版居然成了畅销书，风靡美国，后被译成16种语言，发行量过100万册。这“第一部没有借助使外行不解、使同行迷惑的所谓学术手段的帮助而写成的有关人类学田野研究的著作”（米德语）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于很多公众正是通过这本书，了解了文化人类学以异文化作为“社会试验”之旨趣。一时间，《成年》几乎成为人类学在公众中的“名片”。

 

年轻的米德也因此书一举成名，后来几乎成为美国人类学的形象代表和发言人。她一生共发表论文一千多篇，出版著作12本。米德以大众能理解的方式写作和演讲，广泛讨论各种问题：性别角色、文化与人格……她或许是有史以来公众知名度最高的人类学学家。1978年她去世之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致辞说，“她已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思考问题的方式教给了成千上万的公众。”美国《时代》杂志曾将其称为“世界母亲”。米德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永远激情饱满，永远在不停地转动。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她的经典事例：一天她对秘书说，“这些天我太累了，需要休息。请帮我安排一次演讲吧。”

 

 

二、另一个萨摩亚

 

《成年》初版半个多世纪之后，萨摩亚人这个人类学研究的经典民族再次成为学科的聚焦点。这次的起因是由于一位澳大利亚人类学家的一部著作。1983年，米德去世后五年，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出版了他的《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在书中，作者批评米德所描述的萨摩亚社会那幅“美妙的闲适”图景是不真实的，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就充分表明了弗里曼的态度。

 

据弗里曼自述，他最初读到米德的《成年》时，深为书中的描述所吸引，并对其确信不疑。他自己的调查点在与米德调查的东萨摩亚邻近的西萨摩亚，但在调查实践中，他发现了很多与米德的描述不相符合的地方。弗里曼所观察到并描述下来的萨摩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充满着激烈的竞争，有着各种严格的禁律，包括对青年男女的禁令，违反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可完全不同于米德笔下具有田园牧歌色彩的萨摩亚。

 

据此，弗里曼对米德的萨摩亚研究提出批评。其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米德的田野作业的缺陷，另一是米德在研究中的观念先行。

 

弗里曼指出，米德的田野调查是有严重缺陷的。首先是调查时间的不足，米德只在萨摩亚待了9个月，而且在这很短的时间里，米德同时还在进行着另一个研究项目。其次，米德对当地语言的掌握远不够熟练。再次，由于米德在调查期间并不是住在村里萨摩亚人的家庭中，而是住在一个白人家庭中，因此她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参与是有限的，她除了接触一些年轻姑娘外，对萨摩亚社会的整体了解不足，她的调查也是不充分的。而弗里曼自己则在1940至1981年间先后对萨摩亚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累计实际调查时间不少于六年。他还通晓当地的语言，逐步作为社区的完全成员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甚至被授予了玛泰即家户之主的头衔。

 

另外，弗里曼认为米德的研究具有倾向性的观念预设。当时美国行为科学界正处在先天-后天（即遗传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争论热潮中，也就是争论是自然的天性还是后天的文化对于人类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米德前往萨摩亚进行青春期研究，就是受当时文化决定论的领军人物博厄斯的指派，后者希望这位年轻的女弟子能够在别的文化中寻找到文化决定论的证据。——事实上，《成年》一出，为先天—后天争论中的博厄斯“文化决定论”派提供了一枚重磅炸弹，从而使这一派占据了优势。因此，弗里曼批评道，米德的结论是主观观察和个人信念的产物，在调查中，对不符合文化决定论的证据视而不见，因此，其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三、在论辩中成熟

 

弗里曼投出的这颗石子，立即在（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和学术圈激起千层论战之浪。可以想象，当弗里曼对当时仍在美国公众中具有崇高地位的米德的研究发难时，他引起了怎样震惊。当年的这场行为科学领域的激烈争论持续了二十余年，被认为是“科学史上最激烈的争论之一”。

 

争论主要围绕着对米德萨摩亚研究的批评和辩护展开。对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两种关于萨摩亚社会的不同的民族志描述，捍卫米德者辩解说，米德与弗里曼的调查地域是不同的：米德的调查点在东萨摩亚的马努阿群岛，当时属美国管辖；而弗里曼调查的是西萨摩亚，在他调查期间，先是由新西兰代管，后独立。而弗里曼则辩解说：这两个相邻地区的文化具有同质性。另外，有的学者将两人笔下萨摩亚社会的差异解释为历史变迁的影响，弗里曼调查时的萨摩亚的社会文化状况已与米德调查时相去甚远。当然，也有的学者以米德当年的年轻和缺少经验来解释她可能的失误……有的争论双方甚至转至为对两位焦点人物的学术品格的抨击。当弗里曼一方批评米德对萨摩亚社会的再现为虚假并暗示其有故意欺骗的嫌疑时，米德阵营里的学者也对针锋相对地质疑弗里曼的个人动机，推测其意图在于通过批判名人这条捷径暴得大名。

 

在某种程度上，这场争论也反映出对学术话语权力的争夺。米德的地位和声誉，部分是由于她的研究契合了当时美国学术和社会的主流趋向——人们总是愿意接受希望接受的东西。1920年代，美国的现代人类学正在博厄斯的率领下，在文化相对论的旗帜下奋力推进。《成年》所提供的，正是这门学科所需要的；它如此契合博厄斯的“文化人类学”的应有之义，并证明这门新学科的生命力和远大前程。同时，米德的研究也契合了作为美国意识形态主流的自由主义。而弗里曼对米德的批驳，是一个新手对学术权威的挑战，是非主流对主流的挑战。弗里曼自称是人类学的“异教徒”，1996年他的书再版时，他甚至直接将书名改为《玛格丽特·米德与异教徒》。

 

虽然当时这场争论夹杂着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种种因素，乃至一些针对个人的攻击和维护，但争论的确引发出了对很多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和思考。而这些问题，对于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成熟和发展意义重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这场争论本身称作人类学的“成年”。

 

在两位都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笔下，会出现两个差异如此之大的萨摩亚：一个等级森严，一个散漫闲适；一个和谐宽松，一个紧张严厉。这不禁让人想起之前另一个类似的著名事例，即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和刘易斯（Oscar　Lewis）在不同时间关于墨西哥特波茨兰村的研究分歧。我们应该相信谁？萨摩亚或者说特波茨兰村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

 

围绕萨摩亚社会的争论，继而转向更具广泛意义的人类学方法论的问题的辩论。其中核心的也是极尖锐的一个问题，便是民族志的有效性问题。人类学民族志是这样一种体裁，它通过作为个体的民族志学者对某一社会的观察、理解和写作，展示这个社会的文化逻辑。民族志对异文化理解的深度和魅力也许正在于这种经过专业训练的个体的独特理解。在这样一个既被标为科学的，又被标为理解的研究过程和文本中，社会事实与个人理解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民族志是否可进行检验？

 

这首先涉及研究预设的问题。一位萨摩亚本土学者曾评论说，米德和弗里曼所描写的萨摩亚都是存在的，但两人都似盲人摸象地将一些片段扩大成了整体。如果确实如此，在尊重两位人类学家的学术品格的前提下，我们将这种扩大归结为两人不同的研究预设，或者说他们的不同立场。弗里曼批评米德的研究是观念先行，是在文化决定论的观念下去寻找例证。而米德的捍卫者则指责弗里曼因信奉先天决定论而拒不接受米德所揭示的事实。而且，谁又能肯定弗里曼自己不是带着要推翻米德结论的意向性去进行观察和记述的呢？

 

基于此，民族志的学术检验问题开始引起了人类学界的严肃讨论。有的人类学家建议，这场争论应该在所有文化人类学的课堂上进行讨论。以辨明获取事实数据的科学方法，并讨论人类学体制内研究者对自己手里权力的运用、操纵和滥用。以往，当人类学家们把自己与研究对象以“我的萨摩亚”、“我的巴厘岛人”这样的从属性修辞关系联接起来的时候，这种专属关系表明了一种似乎可避免挑战的学术权力，人们对这种权力下展示的社会事实给予信任。但这一关系模式如今已受到质疑，关于建立验证人类学家研究结果的机制正在讨论中。与之相应，近些年来，对相同族群做的再研究（或曰回访研究）开始成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常规方法。它既是研究的深入，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学术审查机制。

 

商务印书馆此次将两书译本放在同一丛书（“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中并行出版，意在提供这场著名争论对立双方的两个核心文本，以供读者对照阅读。《成年》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过一个中译本。这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本仍用的是周晓虹和李姚军教授的译本，但在译文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润色，更重要的是，补充进了英文本的几个导言和序言，以及五个附录。展示出了米德此项研究中的资料统计的一面，以及原作者及其他人类学者在不同时期对这项研究及这个著名文本的反应和思考。这些材料的补充以及索引的附入，使《成年》成为更完整意义上的学术读本。弗里曼的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出过一个以《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为名的中译本。此次重译的中译本以1996年的新版为底本进行翻译，并增加了原作者此版的新序言。可以说，两书的新译本较之旧译本更完整，更具学术价值。

 

这两部曾激起巨大波澜的著作，相信也将引发国内读者更多的思考。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25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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