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颗子弹，正邪一线，年逾六旬的刘国昌导演再次凭借他所擅长的写实主义，展现出了一个既真实又黑暗的社会环境。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末伪纪录片风格的《童党》是刘国昌招牌式写实主义的初露锋芒，那么此后的《庙街皇后》等片则进一步把他的影片磨练得更为犀利与直白。这种犀利的风格也决定了刘国昌的受众群是小众的，以2008年为例，这一年在香港影坛中除了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外，刘国昌也拍摄了一部以“天水围”为题材的作品《围·城》，前者温情动人，后者则残酷至极，结果许鞍华的温情战胜了刘国昌的残酷。
刘国昌与大多数华语导演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说细腻温柔往往是东方人与生俱来的一大特点，然而在他的身上却找不到这种东方味极强的细腻感。出生于南非的刘国昌大多数时间都接受着西式的教育，他的电影硕士学位就是在美国获得的，直到70年代末才返回香港。这段经历无疑对他日后的电影创作有着巨大影响，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或许就是马丁·斯科塞斯了，斯科塞斯“穷街陋巷”式的风格在《围·城》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弹·道》对于刘国昌的意义则类似于《无间行者》对于老马的意义。
选举阴谋、蓄意刺杀、官员腐败、警署掩护，这一系列的政治黑幕在欧美电影中比比皆是，然而在华语片中则几乎绝迹。一来是环境所致，二来则是因为我们缺乏能够掌控这类题材的导演。毕竟能够把此类政治黑幕深入挖掘并充分展现的人，必然得经历西式文化教育与社会熏陶这个前提，刘国昌从南非到美国再到香港的生活经历无疑赋予了他在这类题材上的过人天赋。因此《弹·道》中的黑道交易，人物塑造、官员操盘，这些内容他都能信手拈来，发挥自如，写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更是淡化了普通电影在情节设置上浓重的“剧本味”。
《弹·道》的结构大致上类似于奥利弗·斯通的《刺杀肯尼迪》。刘国昌以台湾选举中的“3.19枪击案”为基础，对案件的真相进行客观合理地猜测，提供给了观众一个看似合理的说法。影片中同样有着大量新闻纪录片风格拍摄的游行示威镜头，调查该案的警员也都不断地受到人生威胁，然而《弹·道》在案情的复杂化与暴力程度上则要远远高于《刺杀肯尼迪》。《刺杀肯尼迪》的着力点在于还原肯尼迪刺杀案的真相以及之后法律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层层阻碍，总体上还是趋向于正统的剧情片。刘国昌则是在保留奥利弗·斯通这种结构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入了他最爱的马丁·斯科塞斯式写实主义，影片后半段中连环的爆头设置与老马在《无间行者》中的处理方式如出一辙，所有知情者几乎全部惨遭灭口。每一次枪声响起的同时都能带来惊讶的低语，只因为被判死刑的对象是那么地无辜，而执行者的行刑却又总是如此干脆，以至于彻底粉碎了观众内心对于真相一定会有大白之日的美好希望。
《弹·道》中每一颗子弹所造成的暴行，都使片中角色离道义越来越远。就连原本恪守警察职责，立誓要查出刺杀案真相的侦查队长也最终在强权的威胁下走上了清理证人的不归路，多发子弹从他的枪管中迸射而出，夺走了证人的生命，也夺走了自己的信仰。65岁高龄的刘国昌与香港那些青壮年导演不同，他不喜欢炫酷的剪辑，也不喜欢华丽的色彩，影片中的镜头扎实沉稳，一路平铺直叙，灰暗的色调更是把影片中身处政治黑幕下的人物心理渲染的淋漓尽致。
伴随着这种写实叙述的逐渐发展，影片开始时的那种不适感渐渐消失殆尽，所留下的只有凝神屏息与欲罢不能。尽管刘国昌在叙述时对所有人物都采用了化名，但是对台湾“3.19枪击案”稍有了解的观众都会被《弹·道》中极其犀利的影射所折服，无论是人物造型还是民众所喊的口号，其中的具体指向均直白地对着现实中的真实人物。
刘国昌展现了自己对枪击案真相的一种猜测，而这猜测本身也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基于真实事件，写实地讲述了一个警员与政府强权对抗的过程，没有大团圆的美好结局，有的只是无奈的终结。正如刘国昌以往的作品一样，乌云总是密布在城市的上空，故事中的人总是无奈地行走于无间地狱，时间、空间在这里都不复存在。(文/基督山伯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