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看《一页台北》之前，我在和马叔叔纠结有关电影的意义的问题。我问他，是不是早期好莱坞的电影和舆论都不像中国早期电影那样子主义先行。他觉得我这个问题无聊透了，毫无创见。我也知道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我想知道的是，到底这个现象背后有哪些文化因素。因为我惊讶的是，电影在中国一百年了，那种“文以载道”的教育思想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过。
最近翻阅大量的老电影杂志，看的越多越觉得穿越，无论是审查制度、评论立场、制片方针，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比如20年代的时候就有不少评论认为固然本国电影现在拍的烂，但是学者与热爱西片的观众本着支持国货的原则，应该去看国片。30年代搞国片复兴，又有不少人认为国片要有本国特色，所谓特色，应该是民族文化里面的高尚精髓，要发扬什么什么精神。20年代兴起过一阵子武侠片和侦探片，不是从程季华爷爷那里开始批判的，其实当时的人们就开始批判了。用郑正秋的话说，电影里面要有“主义”。30年代软硬电影之争已经不肖再重复了。最好笑的是关于《定军山》的研究立场。我能找到的最原始的资料，就是后人对《定军山》摄影师表弟，当时另一丰泰员工的采访，语言朴实无华，简单就事论事。这是90年代初期的事情。90年代中期郦、胡两位老师的《中国无声电影史》里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分析也由采访而来，分析了任的产业状况、拍摄过程等。可是到了中国电影百年的时候出的一系列电影教材、论文，再谈及这部电影时，常常有人为《定军山》加上一些“主义”，甚而有人用“《女友》《知音》体”说，任不满当时充斥银幕的外国影片曝露中国人小脚长辫子的形象，因而专门拍摄弘扬国粹的影片。百年中国电影，又轮回去了。
与马叔讨论未果，我起身去看《一页台北》。这部电影因早早售罄，所以电影节最后一日还有加映，遇到这种电影是要早去占座的，因为除了开幕与闭幕电影外，其余都不规定座位。刚走进cameo影院的时候，铺面而来就是几个旗袍女子在发票，没看清楚是什么什么机构，还有一些西装革履的中年台湾男子在握手攀谈。我初时对这种景象颇为不喜，文艺活动搞成zz的拉帮结派有什么意思，但后来听说正是他们为影片前来展映提供不少帮助，导演获奖后也拿到了奖金鼓励（相对油菜的老师得奖后什么也没有），再加上后来进影院发现他们发的票其实很少，绝大多数都是西方买票进来的观众，我也就安了。
电影本身其实有很多可说的地方，看从什么角度来谈，这部电影可以不仅仅是部浪漫爱情喜剧。电影由美国出生成长的年轻导演拍成，贯穿始终的配乐是美国30年代的风格的爵士，满目的台北夜晚经典场景，导演却要把台北拍成巴黎的感觉，而巴黎在片中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你可以就此谈跨国电影transnational cinema，可以谈台湾在后殖民时代的国际想象，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我们的文化当中究竟能不能容的下这样的小浪漫。当然，因为柏林银熊加身，打开媒体报道都是好评连连，说怎么怎么就把日常生活拍的浪漫无比，怎么让人爱上这个城市，甚至带动了台北的旅游。可是如果电影没有获奖，境遇又是怎样。影片结束之后，导演上台来与观众问答。虽然观片过程中大家笑声不断，可是导演一再一再的强调，这部电影在台湾受到很多挑剔和批判，批判他这部电影里的世界观太过浪漫，不切实际。我在角落会心一笑，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导演在自谦。我们都习惯了在电影结束之后，十岁以下的儿童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五十岁以上的长辈问“这部电影说明了什么”。有多少人敢投资一个好人不好坏人不坏，什么都不说明的电影，即便拍出来了，又有多少人会说一个什么都没说明的电影拍的好，观众说好的电影，那些有话语权的人会不会叫好。
Q&A的环节里面大家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也提不出什么问题，电影太一目了然，但就是单纯的好看。没有知名导演，没有大牌明星（郭采洁算是歌唱卦的），没有了不起的微言大义，但是观众会买票去看电影本身。
这是一部非常小清新的电影。诚品书店，师大夜市，很多小情小调的，但是相对那些忧郁的，哭泣的，深情脉脉的小清新，这个电影丝毫不装13，哭和笑都直截了当。
这部电影当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惊世之作，可是这种简单轻松又不鄙俗也不贫嘴的笑在华语电影里面是难得的。抛开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影人不算，什么时候我们的电影能学会笑笑。只有能真诚的坦诚的笑，才有可能更坦诚更深刻的思考。(文/狄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