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非洲的蜕变正在潜移默化地进行，不论在政治、经济、体育等诸领域，非洲都意图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多、更重要的角色，而世界也向非洲敞开了大门。其中，非洲文学的发展以及在世界文坛取得的成就最为人瞩目。
不久前，曾获英国布克奖的尼日利亚小说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加入了美国布朗大学的非洲研究机构。他将在布朗大学举办“钦努阿·阿契贝非洲议题研讨会”。在接受该校校报《布朗每日先驱报》的采访时，阿契贝评论了两年前获布克奖国际文学奖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称他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一事。阿契贝说：“我一直认为，任何人声称自己是诸如非洲文学这样重要的领域的权威，都是十分冒险的事。非洲文学能取得如今的成就是多年来日积月累的结果，我不能独享这份荣誉，毕竟还有太多太多人做过贡献。”从近年来非洲作家接二连三在世界文坛翻云覆雨这一现象来看，阿契贝此言绝不仅仅是自谦。
今年全球影坛的最大黑马，无疑是低成本科幻片《第九区》。影片中，外星人在地球的隔离区不在纽约，也不在伦敦，而是在约翰内斯堡，非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南非土生土长的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此举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曾几何时，严酷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种族隔离政策覆灭后的社会动荡，令非洲成为整个世界的“局外人”。很难说，究竟是世界隔绝了非洲，还是非洲自绝于世界。然而，近年来，非洲的蜕变正在潜移默化地进行，在政治、经济、体育等诸领域，非洲都意图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多、更重要的角色，而世界也向非洲敞开了大门。其中，非洲文学的发展以及在世界文坛取得的成就最为人瞩目。如果说，1991 年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在6 次提名后终获诺贝尔文学奖有点“安慰”的意味，那么这十年来，J.M. 库切（John MaxwellCoetzee）、钦努阿·阿契贝先后获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奖布克奖（前者还获得了2003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前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risLessing）也可算是半个南非人，从这些事实都可以看出，非洲文学已经成为如今世界文坛的弄潮儿。
非洲部落走出的作家
相对纳丁·戈迪默、J.M. 库切等非洲白人作家，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钦努阿·阿契贝这位黑人作家的名字还是陌生的，但他在非洲文学中的地位绝对不可小觑。钦努阿·阿契贝1930 年出生于尼日利亚的奥吉迪（Ogidi）。尼日利亚有250 多个民族，其中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人数最多。
伊博人的文化传统中有讲故事的习俗，阿契贝从小就跟在母亲身边，聆听各种神话传说，加上阿契贝的父母信仰新教，思想较为开明，家中收藏了不少书籍，如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的简易改写本以及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的伊博语版。阿契贝中学入读以英语授课的殖民地政府公办学校，在那里阅读了《超越奴役》、《格列佛游记》、《大卫·科波菲尔》、《金银岛》等小说。此外，H. 里德·哈格德的《冒险奇兵》、约翰·巴肯的《祭司王约翰》等讲述殖民地英雄故事的小说也令他如痴如醉。后来，阿契贝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想法：“我完全站在对抗土著人的白人角色一边。白人善良、公道、聪慧而且勇敢。与之相比，土著人凶恶、愚蠢、狡猾。我对他们厌恶透顶。”
大学时代，阿契贝放弃了在伊丹巴大学的医学奖学金，改学英语、历史学和神学。伊丹巴大学为非洲培养了许多文学家，1986 年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喔雷·索因卡、小说家伊莱彻·阿马迪、剧作家约翰·克拉克、诗人克里斯托弗·奥基博等人都曾在那里就学。欧洲人笔下的非洲令阿契贝感到既荒谬又虚伪，他在这一阶段开始文学创作，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大学毕业后，阿契贝一边在尼日利亚广播公司工作，一边开始了处女作《瓦解》（Things fall apart）的创作。这部小说的名字来自叶芝（W.B. Yeats）的诗歌《第二次降临》（TheSecond Coming），故事的主角是悲剧性的伊博族部落英雄奥贡喀沃。随后，阿契贝又接连创作了《动荡》（NoLonger at Ease）、《神箭》（Arrow ofGod）、《人民公仆》（A Man of thePeople）等多部小说。如今已年过80的阿契贝绝对称得上著作等身，除击败菲利普·罗斯、拉什迪等人获得2007年第二届布克奖国际文学奖之外，他还是非洲文学史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在《远景》和《外交杂志》评选出的“全球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中，他名列第38 位；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作为“文学语言”的殖民者语言阿契贝的作品之所以能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广为流传，与他用英语写作不无关系。多丽丝·莱辛、纳丁·戈迪默、J.M. 库切等欧洲白人移民或其后代使用原来的欧洲语言自不必说，越来越多非洲人也“放弃”了原有的部落语言。在漫长的殖民时代里，由于非洲部落语言众多，为了便于交流，殖民政府办的学校强制规定学生必须说英语，阿契贝认为“放弃自己不同的母语并且以殖民者的语言交谈”是殖民者对非洲的一种文化侵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也加速了西方文明在非洲的传播。上世纪40 年代末至60 年代，非洲国家掀起了独立潮，殖民者纷纷撤离，由于部落语言众多，各方为采用哪个部落的语言为官方语言争执不休，最后反倒是殖民者使用的语言被保留了下来，部落语言被边缘化。在今天的非洲大陆上，有20 多个国家通行法语，10 多个国家通行英语。非洲的作家主要以英语和法语来写作，显然有助于他们的作品在英、法等“文学强国”传播。钦努阿·阿契贝、本·奥克利、艾伊·克韦·阿马赫、努奇·瓦·西翁奥、努鲁丁·法拉赫和丹布佐·马雷切拉等作家都以英语写作，桑戈尔、艾梅·塞泽尔和莱昂-贡特朗·达马斯等诗人则以法语写作。
如今，非洲作家已是布克奖的常客，2000 年非洲有了自己的布克奖—凯恩非洲文学奖（Caine Prizefor AfricanWriting），该奖项以布克公司前任董事长和布克奖经营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凯恩命名，专门颁给作品能表现非洲精神并用英语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作家。同时，法国也在大力扶植新一代以法语写作的非洲小说家，阿卜杜拉赫曼·瓦布里、柯西·艾福依、阿兰·马班库和让-吕克·拉哈里马纳纳等人的作品均在法国出版，法国的南方文献出版社还专门编辑了一套“非洲丛书”。
“非洲文学”不存在？
在作品得以传播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非洲作家的作品能否赢得广泛认同。早期的非洲文学要么是缅怀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大陆的自由和强盛，在西方读者看来，这样的作品充满浓郁的异域风情；要么是揭露殖民者和非洲人之间的矛盾，这样的作品多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在社会上更有影响力，也为西方掀起的反殖民浪潮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然而，西方评论家的焦点都集中在非洲文学作品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上，很少关注这些作品的文学性。虽然阿契贝说过，“一个非洲作家如果试图避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当代非洲的政治问题，将是十分不恰当的”，他本人也曾投身被称为“比夫拉战争”的血腥的尼日利亚内战，但与社会性和政治性相比，阿契贝作品的文学内涵更为深邃。纳丁·戈迪默曾说：“阿契贝有一种值得称道的天赋，他是一位充满激情、文笔老辣、挥洒自如的伟大天才。”比如在处女作《瓦解》中，他就以洗练的文笔，结合西方文学经典悲剧的手法，以一个被放逐出自己部落的尼日利亚英雄的沦落，折射出整个非洲的衰落，堪称是一部非洲简史。而非洲年轻一代的作品对社会性和政治性则不那么感兴趣，甚至竭力想洗去父辈身上的“非洲特性”，摆脱非洲与非洲人的必然联系，取而代之以“人性”。
瓦布里、艾福依等新一代的非洲小说家甚至宣称：“‘非洲文学’不存在！”随着纳丁·戈迪默、J.M. 库切等非洲作家接二连三获奖，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界也掀起热潮。从90年代至今，戈迪默的《短篇小说集》、《七月的人民》、《我儿子的故事》、《无人伴随我》、《新生》、《贝多芬是1/16 黑人》等作品相继出版；库切的《耻》、《等待野蛮人》、《青春》、《彼得堡的大师们》、《迈克尔·K 的生活和学习》等作品也悉数被翻译成中文。相对而言，非洲“黑人作家”的作品除早年获诺贝尔奖的索因卡外，很少被翻译成中文，直到今年年初，阿契贝的《瓦解》、《荒原蚁丘》、《人民公仆》中文版才得以出版。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视非洲国家的黑人为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当阶级斗争离我们远去，“阶级兄弟”的疾苦也离我们的视线渐行渐远。或许，如今也到了我们该暂时忘记“非洲文学”，开始沉下心来领略非洲作家的文学魅力本身的时候了。外滩画报 文/韦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