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每天都有很多不测之事发生的大城市里，通过和窗外陌生人发生的联系，仿佛比现实中的关系要安全得多。从窗户观察别人的生活，也把自己置于别人的视线中，这是当代城市生活的一个印记。
两年前，苏茜·琼斯和丈夫买下了布鲁克林卡罗花园四楼的一套公寓。当时琼斯女士认为，她最喜欢的一定是硬木地板、锡金天花板和翻新过的厨房和浴室。
一天下午，41岁的琼斯女士躺在长沙发上看书。屋外传来意大利爱情歌曲《Volare》。透过窗户，她看到后面一幢楼的花园里，一个上了年纪的意大利女人和她的丈夫正在举办一场派对。看着看着，琼斯女士有点明白了，他们正在庆祝老先生的80 大寿。受到他们热烈情绪的感染，琼斯干脆搬了把椅子到窗口，仔细欣赏起来。那位太太穿着一件紧身白色连衣裙和高跟鞋，戴了一副太阳镜。老先生头发乌黑，梳在脑后。一堆小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包围着他们。有人把音乐声调小了，以便老太太和老先生互道敬酒辞。琼斯说：“这就是邻里关系的魅力所在。我们的周围住着一对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延续着他们40年来的生活方式。深入观察他们的生活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后窗”和安全感
从窗户观察别人的生活，也把自己置于别人的视线中，这是当代城市生活的一个印记。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在1954 年的电影《后窗》里，把后窗偷窥当作社会现象来描写。此后，许许多多的电影和书籍都加入了后窗偷窥的情节，最近利玛窦·佩里科利（MatteoPericoli）的插画书《我窗外的城市：纽约63 景》，邀请了很多知名的纽约人描述他们透过窗户看到的场景，画家帮他们作画。摄影师盖尔·阿尔伯特·哈拉伴（Gail Albert Halaban）也将推出一本《我窗外的纽约》系列摄影集。哈拉伴说：“在一个每天都有很多事发生的大城市里，人人都会觉得孤单。通过和窗外陌生人发生的联系，比现实中的关系安全得多。”
普渡大学心理学家卡伦·L·芬格曼说，匿名的关系很关键，不仅提供了社区感，也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情绪。“在当代世界，和陌生人的关系关乎我们的健康、安全感和我们受环境激励的程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卡尔文·莫里是《共同独立：公共场所的个人关系》一书的编辑，“单从你公寓的窗口看出去，其他人在特定时间的某个持续性动作，能给人一种稳定感和心理支持。他们烧饭、和家人坐在一起、一个人看电视—这些都使人消除恐惧或疑虑。”
在真人秀节目当道的今天，观察邻居的生活就像看电视一样。生活在布鲁克林科布尔山的凯利·戈特纳正在看《现实版纽约主妇》的第一季。当她发现主角之一的埃里克斯·麦科德就住在她对面的街上之后，就开始像着了迷一样对麦科德夫妇的行踪投入了极大关注。虽然他们的关系仅局限于点头互道早安，可她现在却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做他们的拥护者，确保她的熟人知道，这对夫妻决不是屏幕上所描述的那种“想方设法挤进上流社会的人”。“他们非常友好。如果不上电视，他们只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邻居。他们总是尽可能地和气待人。”
马克·莫里斯是一个舞蹈家，也是《我窗外的纽约》的主人公之一，他一直关注着和自家只隔着第三大道的一套公寓，那里老是有人进进出出，就像电影院一样。“那是一间空置的公寓，我看见一些好像是夫妻的人进来，然后出现在窗户里。从街对面你很难看出他们是男是女，他们总是光着身子的。几个星期以后，房子又空了。”为了满足好奇心，莫里斯准备了一个望远镜，也从不担心对面的人朝他看过来。“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怕的，反而是种友好的表示。否则你为什么要住在一个大城市里？”
陌生人让你不再与世隔绝。39 岁的公司主管、抚养着两个孩子的丽萨·鲁比奇说，1990 年代中期她住在西85街的时候，每当晚上失眠时总能看见对面公寓里的男人。“他躲在黑暗里，只有一盏微弱的台灯亮着。他的手就像黑暗中的飞蛾。我觉得这个影子很孤单很悲伤，却能够抚慰我的心。因为我是孤单的。他让我觉得安心。”
出乎意料的后果
这种匿名关系有时造成了相反的后果。
画家德布拉·皮尔森·费恩1970年代和丈夫一起搬到苏荷区某一幢公寓的三楼时，以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伙伴—对面公寓三楼一个能和她一同熬夜的画家。“晚上我亮灯的时候，我对面的那人也亮起灯。这种感觉很好。他在工作，我也在工作，我们一起工作，创造艺术。”
她的公司创办一年后，这个男人的灯再也不亮了。“两周以后，他自杀了。我听说他跳下了斯塔腾岛。”皮尔森·费恩说每当她看到那个黑暗的房间时，心里就觉得少了什么。“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是我很想他，看见他的工作室空了很难受。”
住在波士顿切尔西的房地产商理查德·汉密尔顿亲眼从窗口见到了死亡。几年前的一个感恩节，他在厨房里准备点心，从窗口望出去，隐约看见一个老妇人躺在对面公寓的厨房里，半天没有动静。汉密尔顿先生打了911，警察很快赶到老妇人的住处，发现她已经死了，死于两天前，一直躺在那里，无人知晓。汉密尔顿先生看着一堆人把老妇人的尸体裹好搬走。“正是过节的时候，没人打电话，没人看她是不是出事了，没人知道。她一个人悄悄死去了。”
后来，他发现老妇人的家具被搬走了，厨房的地板重铺了，新的租客搬了进来。这件事提醒了他时光是如何飞逝，因为“某个人一下子就走到了尽头”。
汉密尔顿看到的东西太多了，陌生人热烈的罗曼史他看了太多遍，“几乎不想再看了”。但是对他困扰更大的，是想到别人也在观察他，哪怕他做了芝麻大的小事，比如扔垃圾或者看电视。“我需要隐私，我小时候住南卡罗来纳州的家，离最近的邻居至少有3 英里。”每当他带客户看一楼临街公寓时，总要提醒他们，住在这里“有点像在商店里展示自己”。
皮尔森·费恩说她很早以前就习惯了邻居能看穿她的生活。她的房子有16个大窗户。
鲁比奇女士形容自己“很不想看到别人”。她非常注意不让自家正对着别人公寓的窗户打开。可对面那家往往是开着窗户的，那家的女人常常只穿着内衣。鲁比奇女士说：“我尽量不让自己看见她。我们离得太近了，我能看清对面房间里的每个细节。”
就连民歌手苏珊娜·维加这样经常把城市居民私人生活写进歌词里的纽约人，也承认观察别人的一举一动让她不舒服。
那些不介意看别人和被别人看的人，有时却能有出乎意料的发现。自从失去了那个每晚和她一起作画的伙伴，皮尔森·费恩女士发现了另一个隔着街道观察她作品的画家。他们的匿名关系持续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他和她打招呼，说：“‘你好，我能自我介绍一下吗？’他走了过来，和我、我丈夫一起吃了顿饭。并且成了好朋友。”外滩画报 文/Julie Scelfo《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