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礼涛: 电影中的残酷、传承、衍生与坚守

 

一九九七年礼炮中的回归，引领香港电影正式步入尴尬阵痛期，王晶们挥别了《古惑仔》系列，陈可辛摆脱了小情小调的《甜蜜蜜》，杜琪峰还坚持它精准冷冽的黑暗与暴力，把玩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平衡；既能放得下身段保持低姿态，满足恶趣味，一面又坚持甚至可以讲是固执地维护港影之传统与尖锐的，恐怕仅剩邱礼涛一人。黑帮、三级、恐怖、喜剧，他样样拿捏过，尝试过，他秉承的是港九鱼龙混杂的殖民地历史所灌输的特殊气质，通俗与低俗并举，却丝毫未向其妥协，反而犀利不减当年，将Cult进行到底，足见个性执拗，思想“顽固”。

 

以新片《Laughing Gor之变节》为例，一上映便热爆全港，四天劲收约520万港元的票房，几乎与《新宿事件》、《杀人犯》（内地名《罪与罚》）及《窃听风云》持平，但本片导演邱礼涛，却几乎在各大媒体的报道里“缺席”——这实际上也是邱礼涛在香港电影中的真实写照，谁教先前拍的《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惊变》、《性工作者十日谈》等几部佳作太狠毒太抢眼，红的却是黄秋生的“变态”，温碧霞的“妖艳”，反而遮掩了“幕后英雄”的光芒，与其电影作品总是能够带动话题大讨论的高调相比，邱礼涛的“低调”与“辣手”同样广为人知。

 

港人观影心态浮躁，稀罕的是明星光环与情节劲爆程度，邱礼涛被低估在所难免，他向来快手多产，并不为市道左右，在港产片导演中有其独特的代表性。除了是类型片多面手外，他还有另一条社会良知写实言志的路线，通俗类型框框内写人写情亦不乏佳作，像《黑白道》的B级警匪格局和人情世故，足可与马丁·斯科塞斯早期作品相提并论；而两部《性工作者十日谈》，更把社会性与通俗剧融合无间，重拾港产片久违了的肆无忌惮的活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工多艺熟，他从大量小本制作实战经验中磨练出一套“经济美学”，乍看貌不惊人，却极富香港电影人的高效率和“执生精神”。

 

作为八十年代以来香港非主流电影、甚至是Cult片领域的代表性人物，邱礼涛素来喜欢讲述一些比较残酷的生存故事，如导演处女作《靓妹正传》，又如《性工作者十日谈》等，“邪典”、“暴力”、“残酷”等形容词，自然成为不少影评人贴在邱礼涛身上的标签。而另一方面，邱礼涛的电影作品并非像张爱玲的成名作般“只有那个时代成就、容纳得下她”，而是传承了不少前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并努力的探讨衍生的可能。

残酷：邱礼涛的电影美学

黄秋生一辈子都讲未演过滥角色，只拍过滥电影，托邱礼涛之福，他凭 《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中犯下多宗杀人碎尸案的犯人拿了金像奖影帝——确实，本片非常集中地表现了极端的暴力、血腥场面，以及癫狂与无政府主义。影片在九十年代初出现，正值香港人面临回归前的惘然，《人肉叉烧包》则代表了一部分人心底的暴力倾向。这其中盛放着邱涛礼对暴力的延伸与纵容，展示了一位“老愤青”应有的热血。

 

《人肉叉烧包》根据一宗真实的灭门惨案改编，尽管邱礼涛的作品都并非像本片般尽力的渲染血腥暴力，但却几乎都带有生存的残酷性的痕迹，尤其是通过人在复杂、逼仄环境中的挣扎而表达出来。《人肉叉烧包》里的黄秋生原本是被性幻想与虐待狂所支配的底层人物，当他的罪行被发现被责备后奋起反抗，却也将自己推上了不归路；《的士判官》里的主角本来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白领，却因为无良缺德的的士司机而走上绝路；又如《夺舍》里吴倩莲跳楼的那场戏，有飞机低空掠过的画面，将人与城市、人与机器等之间的对比通过镜头语言表达出来……

 

此外，在邱礼涛的作品里，还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另类的作品与痕迹，如1997年的《夺舍》，影片以身体的交换而“代位思考”，并有意无意的触及到了当时香港回归的“移交”现实；前两年的《性工作者十日谈》与《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前者虽然故事的发生地不像《榴莲飘飘》般常常在后巷或者拥挤的茶餐厅，但“夕阳工业”依然是人物所无法回避的残酷困境，而后者无论是出卖身体或者出卖子宫，同样都是因为生活而无奈的选择如此……

 

 

传承：邱礼涛的电影前世
 

邱礼涛之“杂”亦是众所周知，糅合各类元素为已用是诸多香港电影人拍片的“法宝”，邱礼涛除去某些因外在因素而拍得缩手缩脚的片子之外，基本上展示的都是近乎偏执的理想状态，电视电影《三不管》便是小成本包含大野心的典型，依托政治倾向鲜明的剧本呼吁呐喊。在香港电影渐渐过渡变味的时候，邱礼涛偏偏拍出了《降头》这样久违的血肉横飞之作，触目惊心之余还透着一丝怀旧气息，证明他的“独树一帜”实际上承袭着前人传统，吸纳百家之长方有此成果。
 

七十年代的邵氏电影已经有了“拳头+枕头+噱头”的说法，桂治洪是其中的代表，《无法无天飞车党》、《蛇杀手》、《邪》、《邪斗邪》都是将社会现实与恐怖梦靥结合一起的惊悚片；几乎与桂治洪同期的何梦华、华山等，也陆续推出《降头》、《勾魂降头》、等影片，极力渲染暴力与血腥的影像；八十年代后又有黄志强、蓝乃才等导演肆意渲染暴力影像。

出生于六十年代初，经历了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急剧变迁的邱礼涛，最初读浸会大学时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后来无意中入行当了摄影师及导演，但对社会的关注度丝毫没有减少——在他后来的不少作品里，都是取材于现实，如《人肉叉烧包》取材于灭门案，《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取材于世纪之交时香港的内地女子嫁港伯事件，而《等候董建华发落》、《反收数特遣队》等也跟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很大关系——邱礼涛的作用，往往在于将这些社会现实事件放到比较残酷的环境而渲染出来，有时还会使用了很极端的方式，比如那部著名的邪典作品《伊波拉病毒》。

衍生：邱礼涛的电影创意

 

承袭前人的作品是邱礼涛作品的特点，他观察事物角度刁钻，理解精准，由《我不卖身，我卖子宫》这样的作品里亦可体会到他悲天悯人的一面，而将前作的主题“去到尽”或者另辟蹊径又是他另一种创意所在，像《人肉叉烧包》、《的士判官》等都是将小人物在命运中的挣扎表现的淋漓尽致，而《性工作者十日谈》、《黑白道》则是近几年的代表作，愈发表露出历尽沧桑之后的成熟稳健。　　

 

香港这个城市早在好莱坞电影《苏丝黄的世界》里被以妓女作为隐喻，施叔青以“香港三部曲”书写香港的殖民地历史也是以妓女作为隐喻来书写这个城市的发展变迁，关锦鹏的《胭脂扣》更是在香港电影里掀起了一股“妓女”潮，此后又出现了《现代应召女郎》、《92应召女郎》、《榴莲飘飘》等描写妓女的影片，书写这群性工作者的酸甜苦辣，尤其是男人所带给她们的伤害——邱礼涛的《性工作者十日谈》，关注的不再是来自于外界男人的伤害，而是来自于女性自身、甚至是同为性工作者的伤害，如影片里的男鸭，不开心时就找妓女来寻求刺激与侮辱，而最后他的死，也是源自于性工作者的出卖。如果说，外界的压力带来的更多是肉体的伤害，那么，同行的鄙视、侮辱则更多是一种心灵的伤害。（《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中，从片名到影片里都可以清晰的看到“卖身者”与“卖子宫者”的彼此鄙视。）
 

《黑白道》则关注了卧底警察的“回归”生活。尽管卧底类警匪片在《边缘人》、《龙虎风云》、《无间道》等影片里层出不穷，但几乎都是像“从此，王子与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童话般停留在回归到警察这个“白”的身份时，《黑白道》则将重点放在了回到警察生活后的灰色日子——警察同事对他心怀疑虑，旧日女友形同陌路，甚至在卧底完成任务接受奖状一场，也是静悄悄的进行、高官来去匆匆走过场……邱礼涛正视了以往香港电影所刻意回避的“卧底后”（即从卧底回到警局）的灰色性，并以被旧日朋友黑杀死为结局，充满着无力与宿命感。而在最新的《Laughing Gor之变节》中，谢天华扮演的则是双重卧底——既是黑帮派到警队的卧底，也是警队派入黑帮的卧底。

 

坚守：邱礼涛的本土意义

经历了中国电影、国语粤语片再到香港电影的变迁后，现在的香港地区电影已经融入了合拍片、华语电影的主流，徐克、陈嘉上、刘镇伟、叶伟信等中青年导演都纷纷“北上神州”，《深海寻人》刻意减少了香港的城市背景，《女人不坏》已经将故事搬到了北京，而作为香港本土漫画代表的“麦兜”，最新一集《麦兜响当当》里，崇尚“多劳多得”的麦太发现在香港并不能多劳多得，而不得不北上寻找活路，《窃听风云》、《大内密探零零狗》、《追影》等暑假片也都选择先于内地市场试水……相形之下，邱礼涛，却有如他的电影作品般，另类的坚持着自己特色与本土性，即使这种坚守可能会失去内地市场，即使其面临着他影片中的残酷生存环境般的困境，他依旧不言退却。
 

去年的《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便是典型。影片中虽然融合了“港伯前往内地娶妻、北姑南下香港、内地女子为了居港权而下嫁港伯”等元素，但导演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艺术特色与社会良知，以卖身者及卖子宫者的梦想、与社会之间的抗争来关注这个弱势群体，并在无形中延续了导演一贯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内地人为在香港出生的子女争取居港权这一事件，在当年引起很大的争议，最后以人大释法收场，后来被一些香港人士评论为正式标志着香港独立司法权的失衡）。而本片的另一个意义，就在于对深水埗这个社区的“文化保育”，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了一些变迁中的生活场景。

近日票房大卖的《Laughing Gor之变节》，则由年初爆红的TVB电视剧《学警狙击》中的Laughing哥这个角色衍生而来，并延续了《无间道》、《卧虎》、《黑白道》等影片对卧底的思考——黄秋生扮演的一哥当年也曾是卧底，回到警局后饱受歧视（这点在《黑白道》里有体现）而再闯江湖当了大哥，并希望Laughing可以进入警队当自己的卧底……一哥与Laughing变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再加上《黑白道》中黄秋生扮演的上司对张家辉的教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对话性。

 

其实，邱礼涛也拍过以内地市场为主导的合拍片，如《疑神疑鬼》等，但票房与口碑都遭遇失败，此后，邱礼涛便更加注重于香港本土性，以富有本土特色的影像、风格吸引一些本土或欧美观众，与银河映像等一同成为“香港电影”这一本土想象的“代名词”。

 

可见，在大多数香港电影人均苦苦寻找出路，甚至以功夫片《叶问》马首是瞻的年代，邱礼涛更显另类、孤傲。他每部作品打磨的是一种原汁原味的香港特色，始终低垂着“花岗岩脑袋”俯视香港的每一寸土地，凭蛮力与毅力与之共荣辱。邱礼涛继续着他时而媚俗，时而脱尘的创作风格，尤其依托大片与口水仗争夺眼球与票房的今天，邱礼涛尤其凸显出他的不甘与不平庸。

 

你可能不知道的邱礼涛十件事

 

银幕快手、cult片、人肉叉烧包、摇滚、性工作者十日谈……当提到邱礼涛这个导演名字时，也许一些影迷们马上可以想到了这些标签——确实，这些都是关于他为人熟知的一面，但还有另外一面，也许是你所不知道的。

 

1.邱礼涛中学时迷山口百惠
 

别看邱礼涛在八九十年代所拍的电影往往都比较血腥暴力，但他中学时的偶像可是当时的日本清纯玉女山口百惠，每次影院上映她的电影作品时，他都会去观看。而邱礼涛也一直有个故事叫《寻找心中女神山口百惠》想找投资前往日本伊豆拍摄，只是一直流产。

 

2.邱礼涛原本是想当记者

进入浸会学院前邱礼涛曾经读过一年的理工科，因为对电影《惊天大阴谋》（1976年）里的记者很佩服，邱礼涛想要效法做些调查性的报道；后来进入浸会学院传理系时，他本来也是想专攻新闻，不过因为受到林年同的影响及进入亚视实习，他被邀请去当场记而慢慢入了行。1998年，邱礼涛还根据一场交通意外事故为香港电台新闻部模拟重演了电视片《拯救行动999——生死之间》，可以说是他梦想当记者的一个变奏。

 

3.邱礼涛当过出版人

 

九十年代因为想要做点事情，邱礼涛与江琼珠等人一起合办了“进一步出版社”，而他所写的《大摇大摆》等书便是由这出版社出版。后来，进一步出版社还出版了杨漪珊的《公屋丑闻——一名记者的追查实录》、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等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尽管生存艰难，这个出版社维持至今。

 

4.邱礼涛变摄影师“邱某”

剧情片《法内情》上映时，“摄影师”这个职位注明的是“邱某”——这实际上就是邱礼涛。因为当时邱礼涛拍过左派公司银都的戏（邱礼涛导演的处女座《靓女正传》由银都公司制作发行），加上本人喜欢自由，而没有加入香港的自由总会。当时的香港电影要进入台湾市场都必须经过自由总会的批准，为了减少麻烦，邱礼涛就变成了“邱某”，直到后来发行影碟时才又得以正名。

 

5.邱礼涛是“救火队”

 

徐克为主导的电影工作室，在1999年后制作的影片几乎都有邱礼涛的参与摄影，如有正式挂名的《顺流逆流》，影片中手提摄影制造出来的cult效果有不少是邱礼涛的功劳。而《七剑》在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摄影指导提名时，虽然只有姜国民一人，但实际上邱礼涛担任了第二摄影。邱礼涛形容自己是徐克的“救火队”，因为“每次找我都是兵荒马乱、最恶劣的时候”。

 

6.曾经“夹band”

在粤语方言里，“夹band”指的是玩乐队，这在八十年代中期时在年轻人那里比较流行。而邱礼涛在form 5时开始玩乐队，当时的主要生活便是玩乐队、看电影、看音乐SHOW，1970年拍摄的音乐电影《伍斯托克音乐节》则是他喜欢的电影之一。

 

1993年尔冬升执导了文艺片《新不了情》，其中便有邱礼涛的客串演出，他在片中扮演“落魄音乐才子”刘青云的圈中好友。

 

1994年12月17日，当年的“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在香港红馆举行“摇滚中国新势力”演唱会时，邱礼涛带着摄影团队全程拍摄，并制作了纪录片。

 

7.最喜欢《伊波拉病毒》

邱礼涛曾经表示，他认为的好片是出来的成品跟最初的原意距离越近而越喜欢，而《伊波拉病毒》便是他最喜欢的作品，“就算不是我拍，亦颇合我作为观众的口味”。
而《伊波拉病毒》的开场第一段戏，是黄秋生与女演员的激情戏，这实际上也是开机拍摄的第一场戏。

 

8.出版并改编了《等候董建华发落》

研究社会学的杨漪珊，在九七回归后不就就写了这本书《等候董建华发落》，根据曾在香港轰动一时的“童党杀人毁尸案”改编，并经过了作者多方考察、探究。这本书在1998年时由邱礼涛当股东的进一步出版社出版，不久又被邱礼涛亲自搬上银幕，轰动一时。

 

9.改编《古老生意新专业》
 

很多影迷因为《性工作者十日谈》中Happy鸡的一段抢白而记住了这部电影，实际上，影片跟《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都是改编于杨漪珊的另一部报告文学《古老生意新专业——香港性工作者社会报告》这本书。

 

其实，杨漪珊的原著中强调的原本是不应该以“性工作者”这个词来形容这群以卖淫为生的男男女女，因为“性工作者”也包括了一些写黄色小说、研究性文化的人，以“性工作者”来概述这些卖身者是模糊了他们与不卖身者之间的界线，本身已经带有忽视。而邱礼涛的改编，也不拘泥于原作故事，如《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中黄婉伶的故事原型便没有出现于《古老生意新专业》这本书里。

 

10.中联与吴楚帆的影响

由吴楚帆等十九名粤语电影工作者创办的同人电影公司“中联”，是五十年代初的著名电影公司，创业作《家》便是粤语片和香港电影的里程碑之一，中联影片里代表着一种积极、乐观、教人与善的力量，传达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信息。

 

九七回归前，邱礼涛的作品偏向于暴力血腥，但在回归后的“阴阳路”系列里，几乎每一部都包含着一段“中联”式的故事及吴楚帆式的人物，这与他早期作品呈现出很大的不同，邱礼涛本人也承认这些作品的价值观是中联的那一套。而《性工作者十日谈》与《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的改编过程，也可以看出其“中联”式的痕迹，如《性工作者2：我不卖身我卖子宫》里，刘美君的故事原型，并没有改善了牙齿与得到母亲的谅解，迷惘的得过且过着，电影里安排了比较圆满的结局，而黄婉伶的处境在当时更可能的是被遣返内地（当时不少港人游行抗议给这类人居港权），但电影里还是让她拥有了居港权，如果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拍摄这影片，估计又会是像《的士判官》、《伊波拉病毒》等般各人的命运走上毁灭之路。

*小建议*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可以顶上去;或者Copy下这篇文章的链接发给MSN或QQ上的朋友; 我们永远相信,分享是一种美德,Great People Share Knowledge... (130影萍网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上一篇：杨庆:《夜·店》守住了底线, 没了气质
下一篇：戈达尔: 新浪潮的火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