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英国女演员蒂尔达·斯文顿将担任柏林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30多年来，这位欧洲独立电影女王一直出演各种大胆角色；此外，她的剑桥大学出身，共产党员、戴安娜王妃和布莱尔校友等身份，同时拥有两个男人等各种花边元素，更增添了她的传奇色彩。近年，她开始涉足好莱坞电影，凭借在《迈克尔·克莱顿》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去年奥斯卡的最佳女配角奖。而她的解释是：“好莱坞不过是我下一个要征服的试验性领域。”
今年2月5日开幕的柏林电影节，将由英国演员蒂尔达·斯文顿担任评委会主席。也许，大多数看惯好莱坞电影的观众，会很纳闷蒂尔达·斯文顿究竟是谁。看了照片，也许有一部分人会幡然醒悟，“哦，原来是《纳尼亚传奇》里那个邪恶的白女王！”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商业片里的配角，有什么资格出任响当当的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确实，斯文顿只是好莱坞商业片里的配角。但在欧洲，在独立电影领域，她是真正的女王，是艺术电影创造者们梦寐以求的缪斯。多年来，她一直热衷于和一些新锐导演合作尝试各种试验电影，在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早在1988年，26岁的斯文顿便应邀担任过柏林电影节的评审团委员。英国《独立报》曾这样评价这位身高1米8、气质中性的女人：“她似乎根本不像是地球人，而另一方面，她又可以比你所想到的任何一个银幕形象都要真实。”
1995年，蒂尔达·斯文顿出现在英国蛇形画廊里一个名为《The Maybe》的装置艺术中。她躺在玻璃厨里，除了睡着，便是假装睡着。展出持续了一个星期，参观的人看着她，好像看着一幅会动、会呼吸的画作。偶尔，她会改变下睡姿，眨眨眼皮，伸展一下身子。那便是经典的斯文顿。纵观她以前的许多表演，都与静止和表情达意有关。“她的表情总在细微地变化——一秒前还是位传统美女，下一秒便成了异乡美女，再下一秒便是外星人。”《卫报》评论道。
斯文顿独特的中性特质，让她几乎成了有史以来在电影中同时扮演男人、女人最多的女演员，而她似乎也偏爱这类题材的影片。1992年，她便两次扮演过雌雄同体的角色：在改编自弗吉尼亚·伍尔芙小说的《奥兰多》中饰演一位跨世纪、跨性别的主人公（一开始，她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的男人，后来又成为了18世纪的女人）；在曼弗雷德·卡吉的《男人到男人》中，她扮演了一位老女人，回顾了在德国伪装成男人的50年生活。甚至在生活中，斯文顿也常被别人认作男人，“一天，我在机检时，竟然有一个男保安走过来搜身，”她笑着说道，“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在生活中我常常被称为‘先生’。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太高了，而且很少涂唇膏。从外表方面，我实在很难被看出是一个女人。”
1985年，25岁的斯文顿遇到了伯乐—集画家、诗人、导演于一身的同性恋天才德里克·贾曼。贾曼让斯文顿彻底释放了表演的潜能，帮助她找到了自己与生俱来却又独一无二的个人特质。“在遇到加曼之前，我只是个又高又干硬的蹩脚演员，并不知道该怎么演戏。”斯文顿说道，“加曼让我通过拍摄无声电影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那根本不算是表演，他只是让我习惯被摄影机拍摄的生活，有时甚至是什么也不做。”
继1986年两人第一次合作了《卡拉瓦乔》后，斯文顿共出演过七部加曼执导的电影，演绎了一系列的边缘角色：在《英伦末日》中饰演一位迷离于核战混乱的失魂女子；在《花园》里成为了特立独行的麦当娜化身；在《爱华德二世》中扮演那个心狠手辣，铲除异性、情敌的伊莎贝拉皇后。作为一对独立电影的黄金搭档，加曼与斯文顿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高级军官的子女，都是反潮流者，都是局外人。在加曼最后一部记录自己濒死心境的影片《蓝色》中，斯文顿担任了旁白。1994 年，加曼因艾滋病去世，多年后回想起这位知己，斯文顿依旧感慨万千：“有时我也在想，如果没有遇见德瑞克，我可能永远也演不到那些让我深深沉醉的电影。我一直觉得，能与德瑞克合作，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奇迹。”
蒂尔达·斯文顿有着清脆的英国口音，母亲是澳大利亚人，而父亲、少将约翰·斯文顿爵士是苏格兰人，曾担任女皇禁卫军的指挥官以及贝里克郡的治安长官。她童年大部分时光都在英格兰的寄宿制学校度过。
斯文顿是个聪明的女孩，而这点也让她备受煎熬。在学校，她比同届同学小一年，“我父母想让我早点上学，部分是因为他们将会搬到德国。”她就读西部石南女子小学，戴安娜王妃是她的同学兼好友。后来她又进入菲蒂斯中学，该校最有名的学生便是托尼·布莱尔。不过，斯文顿对两所母校都不怎么喜欢。“早一年进西部石南读书并没有什么问题，除了那里固有的制度让人厌烦。如果与比你大一岁，或是高一级地方区域的人讲话，你会有傲慢之嫌。”
斯文顿带着想成为诗人的志向，考入了剑桥大学，并轻松地读着两个相别甚远的专业—社会政治学和英国文学。毕业后，她没有写诗，却开始了表演。至今，她也不清楚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她知道是环境影响了她。“这有些像雪盲症，满地都是关于如何写诗、如何读诗的白雪，反光刺得我暂时麻痹了双眼。”
在剑桥时，斯文顿加入了共产党，没过多久，共产党便解散，重新组织成为了左翼民主党。是什么让她加入了共产党？“受马戈特·海曼（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编注）等人的影响，我读大学时，有幸上过她、雷蒙·威廉姆斯（威尔士小说家、评论家—编注）和那一代左派智者教授的课程。”对斯文顿而言，党派会议成为了她最好的大弥撒曲。“我真的很感谢它，因为它让我意识到共同努力的可能性。对当时19岁的我也好，现在的我也好，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尽管斯文顿与父母很亲近，政治观念上却非常疏远。第一次她发现与父亲达成一致，是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那一刻很美好。撒切尔让我和父亲在政治上走到了一起。当她开始大谈将来不会有社会这类事情的时候，完全激怒了像我爸那样的人，并且疏远了他们这批守旧、某种程度上家族性观念很强的人。对他们而言，她是个诅咒者，而她自称为保守派，更让他们受不了。”斯文顿说道。
近年来，斯文顿开始涉足更具商业潜质的角色，并开始和一些有票房号召力的男星搭档—《迈克尔·克莱顿》里的乔治·克鲁尼、《海滩》里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香草天空》里的汤姆·克鲁斯、《破碎之花》里的比尔·莫瑞。在《少年亚当》里，她饰演了一位游艇老板的妻子，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名年轻男子。在《迈克尔·克莱顿》里，她以一副棱角分明、冷血无情的架势，完美地演绎了一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企业律师，因此荣获去年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斯文顿对获得奥斯卡奖深感意外：“我是以一名游客的身份去的。想象一下你手中拿着去看温布尔顿决赛的票子，坐在观众席上，却突然有人给了你一副球拍。”
斯文顿花了将近30年致力于拍摄贾曼类型、只有艺术系学生会看的独立电影，这几年却和主流好莱坞紧紧拥抱，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你知道吗？这也许是时代的巧合。如今好莱坞请了一批也许看过《奥兰多》或《英伦末日》的电影人来拍片，然后他们看中了我，请我来演。去年，美国口碑票房俱佳的作品，都是由科恩兄弟、保罗·托马斯·安德森（《血色将至》的导演）和托尼·吉尔罗伊（《迈克尔·克莱顿》的导演）这批40至50岁之间的导演执导的。他们和我年龄相仿，都热爱电影文学。”而另一个解释是，这位宣称“不会饰演不具试验性质作品”的女演员，将好莱坞看作是下一个要征服的“试验性”领域。
去年，《纽约时报》将斯文顿评为“前卫女王”。不仅仅因为她与许多先锋导演、艺术家合作过，她的爱情生活也超乎常人想象的范围。
斯文顿与年长她20岁的艺术家约翰·拜恩一起生活，两人虽不是夫妻，却育有一对双胞胎。然而，狗仔队们却吃惊地发现，在去年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斯文顿竟与一名年轻男子亲密出席。该男子名叫桑德罗·考普，是位画家，比斯文顿小18岁。事实上，两人已经交往四年，也就是说，斯文顿的生活中有两个男人。
“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很坦率。这是些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是很少发生的事情，”斯文顿以一种老师的口吻解释，“通常来说，有了孩子后的人们，不再会像当初那样彼此存在很强的爱情，于是有了新的爱人，这很正常。不太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彼此还是很好的朋友，并仍然住在一所房子里。事实上，我和考普在一起已经四年了，我们出席过许多典礼、活动，在世界各地旅游，但之前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直到去年初我拿了奥斯卡奖后，媒体才发现了这点。”
外滩画报 作者：张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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