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制电影三十年

译制片可追溯到1949年

虽然1979年国内生产的影片只有50多部，但中国大陆电影的观影数量达到了279亿人次，平均每天有7000万人次的观众在看电影——这也创造了中国电影至今为止前无古人的纪录。而在这些电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国外引进，再经由翻译重新配音的作品，人们称之为——译制片。

新中国对国外电影的翻译可以追溯到1949年，那时长春的电影工作者翻译了前苏联电影《一个普通的战士》。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对译制电影就一直非常重视，但在“文革”时期停顿下来，长春译制片厂和上海译制片分厂一直到1969年才重新开始故事片的译制。除了上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进口的这一批电影外，主要译制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

关于译制片的“打油诗”

虽然都是译制片，但是这些外来影片由于文化背景、审美情趣和地域习俗的不同，也构成了它们各自独特的表述方式、叙事方式以及语言方式。以至在当时人们总结出四句打油诗一样的评语，并广为流传。

“朝鲜电影哭哭笑笑”

在这些国家的电影中，朝鲜的故事片是上映最多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有《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金姬和银姬的故事》等。

《鲜花盛开的村庄》是轻喜剧，有一个经典情节：母亲为孩子找对象，拿一张姑娘的照片对小伙子说，这个姑娘非常能干，一年能挣600个工分。这时电影给照片来了个特写，只见是一个很胖的女子，全电影院的观众不禁大笑起来，有不少人笑得流出眼泪。很长时间里，人们把体胖的年轻女子戏称为“600工分”。

悲剧《卖花姑娘》和《金姬和银姬的故事》公映时更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轰动，整场电影在放映的全过程中，观众在苦难和压抑的极致渲染下泪眼滂沱，如果从今天的眼光看可以被称做是“超级催泪电影”。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其实更多是指当时越南的战争纪录片。有一部长纪录片《铜墙铁壁的永宁》，讲的是永宁地区长期遭受美军的狂轰滥炸，但始终没有垮下，人们在地道里生活，坚持战斗的故事——这部电影完全是实录，拍摄时许多摄影师殉职。这些在战火中潜行的电影激荡起当时很多年轻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并深深敬佩越南人民的坚强意志。

“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

“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指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在叙事风格上与我们传统的线性叙事不同，更多表现为影像表述方式，因此会有上下脱节的感觉。民间还有一个说法是由于影片删节过多造成前后表达不完整，其中以《第八个是铜像》为甚。

影片讲了七个游击队员的故事。从名字上看，它应当讲八个人的故事，但电影里没有第八个。第八个是谁呢？第八个是铜像，电影是想用铜像代表千千万万个没有在电影里出现的游击队勇士。

“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

在当时的外国影片中，罗马尼亚电影在表现男女关系和亲热场面上比较大胆暴露。在中国当时极端禁欲主义盛行的年代，这简直是破天荒。

但实际上的罗马尼亚的电影也并不都是这样，这个评价主要还是针对一部来说的，即是《多瑙河之波》,其中一场男女主角亲热搂抱的戏，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窃窃私语和惊喜交加的景象，东欧男子轮廓分明的脸庞，也成为当年的流行和时尚。

长影译制厂开先河

最早开创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其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1948年，当时地处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已建厂三年，初具规模，袁牧之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场，他提出了七种影片的生产计划，即新闻片、艺术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新闻照片，其中的翻译片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译制片。

袁牧之注意到，当时所放映的苏联电影都是原版的俄语电影，有些电影加上了一些简单的中文字幕，但还是让观众难以理解，于是产生了要为这些电影配上与演员表演同步的汉语对白的想法。

1948年7月的一天，他找到当时厂里编导、表演能力都很强的袁乃晨商量此事，他们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袁牧之就把创办电影译制的工作交给了袁乃晨。

此前，已经有一些苏联电影在上映之前进行了加字幕等翻译性质的处理，而这大都是由当时香港或者一些国外的电影公司制作的。起初，苏联人不太相信东北电影制片厂能够做好苏联电影的翻译，几经周折，在袁牧之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袁乃晨终于与苏方签订了翻译配音的合同。一个月后，他们拿到了第一份准备翻译的电影原本《马特洛夫》。在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经验的情况下，他们一步步地摸索，一次次地试验，终于于1949年5月完成了全部的译制工作。

影片译制完成后，安排在厂里的小礼堂试映，请来了包括聂斯库伯在内的有关人员观摩，结果大获成功。这就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译制片的诞生过程，人们赞誉袁乃晨在开创我国译制片事业上的杰出贡献，称他为“中国译制片之父”。

但由于当时的条件与地域特点，长影译制片一直追求东方化的配音，因此在译制一批与中国国家制度或人文文化比较接近的影片时，译制的效果往往不错；但如果译制大多数的欧美影片，就很难让观众体会到一些影片母语的使用习惯。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阳光下的罪恶》一片中，波洛探长在影片开始时，与请他去破案的富翁在船上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如果你愿意把实情告诉我的话，我感到不胜荣幸”的意思。长影厂著名的英语翻译潘耀华的翻译是“如果您愿意将实情告诉我”。但是后来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版本中是这么说的“承蒙您不弃，肯以实情相告”；尽管语意表达都对，但是后一种译法更能传神的表现出波洛具有的传统绅士之风。

上译厂的“声音”

上译厂译制的一批由欧美地区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中，因其细腻的翻译，传神达意的配音，被誉为“真正的欧美味道的中国影片”。如果说长春译制片厂的辉煌源自努力的开拓，那么上译厂的辉煌就是源于那一些真正是为配音而生的人。

邱岳峰：“嗓音的诗人”

要讲中国配音的最高水平，不可不提早逝的邱岳峰。这位声音独特的配音界大师，完美地诠释了“传神”两字。听他的配音，我们会发现，连他的一声叹息，一个“嗯哼”，甚至连一个呼吸都是角色的。

邱岳峰最著名的作品，便是他和李梓联手创作的《简爱》。影片结尾时，他那声“是你，简！真是你，你是来看我的？——”，灵光乍现的声音，至今依然萦绕在人们的脑海，让我们回味无穷！

毕克：“中国高仓健”

同邱岳峰一样，毕克也被称作是“配音大师”。他的声音深沉浑厚而有力度的特质，使得他在配一些英雄和硬汉角色时表现得特别出色。

格利高里·派克在听了毕克为他饰演的《海狼》中的上校配音以后，说道：“这是我接触到的最上乘的声音语言艺术的再创造。”而高仓健更是将毕克作为自己中文的代言，被影迷冠以“中国高仓健”的称号。

1991年2月《大众电影》刊登毕克回忆的一段往事：“1986年跟高仓健见面时，他非常感谢我为他配音，除了在看电影时伸大拇指外，座谈发言时，也站起来深深地鞠躬。我当时引用一句成语叫‘爱屋及乌’。其实厂里对于剧本翻译有一句话叫做‘语不惊人死不休’，大家对每一句台词都反复推敲。”

2001年3月毕克因肺功能衰竭在上海病逝。高仓健得知后给上译厂发来唁电：“突闻噩耗，一时竟无言以对。未能再度相见，不胜遗憾。衷心祈祷冥福。”

尚华：“老顽童”

在无数部上译厂的影片中我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有时是个酒鬼、有时是个赌徒、有时是个警察。尚华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将一种诙谐与幽默的情绪，通过他的语言，不露痕迹地体现在角色当中，有“老顽童”之称。

象《爱德华大夫》中的心理学教授，尚华将其理解为世故洞明，人情练达而又充满着童真般幽默的老人。于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种声音，舒缓甚至有点懒洋洋的语气，似乎总在赌气的声音表情，吐字干净，条理清楚。于是自从这位教授一出现，北大的电影院中就笑声不断，尤其是那句：“不要说我知道你比我懂得多，可是到最后总是你们比我懂得多。女人啊！”妙绝的翻译，妙绝的配音。

乔榛、童自荣： “声音的偶像”

很长时间，他们的声音总是与一些英俊正直的角色结合在一起。

乔榛在《斯巴达克斯》中演绎的克拉苏就很好地体现出了他的声音中的另一面：一种收敛后的霸气；而在《寅次郎的故事》为寅次郎的配音，憨厚而富于喜感，显示出了他在驾驭喜剧人物方面的能力。而在《廓桥遗梦》中的表现，则说明乔榛的声音与感情的结合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童自荣用声音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完美的“佐罗”形象，他华美的声音满足了人们压抑已久的对高贵、浪漫、传奇、理想的想象。在为《佐罗》配音时，因为要一人配两个角色，所以他特地准备过两双不同的鞋——一双是厚重的劳动鞋，另一双则是分量轻飘的拖鞋。原因是：厚重的劳动鞋符合影片佐罗行侠仗义的感觉，而轻飘的拖鞋则符合贵族那种浮华的声音。

陈叙一：上译厂奠基人

上译厂的配音演员们公认，只有在陈叙一这里，配音才真正被当作一种艺术来对待。描述他最为传神的段子，是在某一出戏中，他认为女主角一句台词“雨停了”说得过于苍白，没能传达出人物的内心活动，于是他给演员们详细分析了女主角的处境和感受，谈了整整一个半天。随后，上译厂便流传开来：陈厂长说戏，光“雨停了”三个字，就讲了半天哩。

上译厂的这位奠基人，对待工作如中魔咒。在担任厂长的20多年里，每天早晨七点三刻之前，他一定会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出现在厂区，开始例行巡视，检查各个部门工作是否到位，以保证八点钟一到，实录棚便可亮起红灯，准时开工。 有时，为想一个恰当的翻译入了神，年过六旬的陈叙一会儿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对口型。即使正在吃饭，手指也会不自觉地在桌子上一下下敲着数音节。甚至，晚上泡脚时也会心不在焉，浑然不知袜子还套在脚上。

电影《虎口脱险》中，有一幕经典的土耳其浴室接头戏。尚华和于鼎配音的指挥家和油漆匠，哼着“Tea for two”作为接头暗号。在原来的译本中，“Tea for two”被译为“情侣茶”，虽然意思也对，但演员怎么唱都别扭。陈叙一回家左思右想，第二天到厂里，把“情侣茶”改成了“鸳鸯茶”，同事们拍案叫绝。

陈叙一生前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英国电视连续剧《是，大臣》。那是一部在行家看来“几乎无法翻译”的电视剧，里面充满了英式的俚语、双关语甚至三关语。此时，他刚做了声带切除手术。尽管无法言语，但陈叙一翻译好交到导演手中的剧本，每一页稿纸四边的空白处，都写满了有关台词的注解，甚至还会注明：影片中的人在玩什么牌，演员们应该怎么叫牌。

他并没有像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一样“倒在话筒前”，却是在床上看剧本时突然昏迷。弥留之际，女儿依然看见，他的手指还在床沿上一下下敲着数音节。

来源：新闻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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